从安阳殷墟发掘以来，学界对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的遗址，如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以这些遗址作为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代表。顺着这个观点思考，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上述黄河流域遗址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中心，因此，厘清其技术的来源，便可以确知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上述遗址的青铜技术已经很成熟，却没有发现早期冶炼的遗存，况且黄河流域并无易采的矿脉，不可能自生发展出青铜文化，因此，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由外地传入，近来逐渐成为共识。这基本上是很难反驳的事实，但关键问题在于，青铜技术来到黄河地区的方向、原本创造和传承的族群，以及创造者的文化属性。这些问题并未获得充分答案，相关研究仍存在着很多矛盾。

20世纪世界较流行的观点为中国青铜技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此观点有几种依据。如经常有提及，由于中亚的米努辛斯基地区蕴藏丰富矿产并靠近中国西北，因此会有文化传播关系；而且，目前中国西北区域出土了一些时代相对较早、技术不成熟的红铜、砷铜与青铜器^[1]，学界对其可能的矿源有所判断^[2]。在这些资料下，探究中国青铜技术源头的焦点，逐渐聚焦于新疆、甘肃、陕北等西部地区^[3]。近来，随着西城驿遗址资料的公布^[4]，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经由西方“史前丝路”传来，中国上古冶金技术起源于西方的“西来说”成为主流观点^[5]。

至于青铜技术源于西方何处，仍有中亚和北亚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等不同说法。^[6]但是这些说法均有很多缺环，比如说，因为在新疆地区迄今没有发现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铜器或炼铜依据，所以西方技术经新疆地区传入中国的论点缺乏证据；同时因为缺乏蒙古国地区的资料，冶炼技术经过蒙古草原路线传入中国的说法也难以成立。^[7]此外，亦有学者认为，考古资料无法显示中亚炼铜文化进入中国的现象。比如说，虽然有一种常见论点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中国青铜技术的源头，但是中国考古资料并没有显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影响，因此相关讨论缺乏实际证据。^[8](www.daowen.com)

又如探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时(据碳十四校正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300—前1500年，核心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200—前1750年)^[9]，可以发现其铜器的成分和技术与草原耶陆宁文化(Elunino Culture)以及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Seima-Turbino Complex)有可比性；但是，耶陆宁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校正数据大范围为公元前2000—前1600年，核心范围则在公元前1800—前1600年^[10]，明显比齐家文化的年代晚。

除了年代对照所造成的疑问之外，从冶铸技术的角度来看也容易产生疑问。中国主流制造的青铜器与西亚完全不同。首先，商文明通用的炼铜工具是炼缸(smelting vat，也称为“大口缸”)，这种特殊技术源自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晚期，大约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晚期在楚地发明，而未见于中国之外的青铜文化中^[11]。次之，中国的青铜容器成为主要礼器和文化指标，成为所谓夏商周文明的“标牌”，其余地区的青铜器反而以兵器和装饰品为主^[12]。况且，因为以铸造大型豪华容器为目标，而采用的陶质合范铸造技术，也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独有特点。另外。还有学者发现，南方铸工在早商时期发明的铸铆式后铸工艺，并没有被殷墟铸工学会。^[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