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鄂渝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时期龙窑数量之比较。湖北、重庆两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龙窑数量情况方面，湖北地区仅有随州金鸡岭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两座龙窑，重庆地区也只是在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的6座龙窑。由此可见，无论是湖北地区，还是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窑发现的数量还不是很多，忠县中坝遗址中龙窑相对比较集中，可称为窑址群，其数量明显多于湖北地区。商时期，湖北地区共发现5座，其中江汉地区东部2座，鄂西长江西陵峡地区3座，重庆地区仅在忠县中坝遗址中发现一座(商周时期)。不言而喻，从湖北、重庆两地发现的该时期龙窑数量来看，在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龙窑数量要多于湖北地区，在商时期则反之，湖北地区要多些。

第二，鄂渝地区新石器时代龙窑的年代。据《随州金鸡岭》发掘报告，该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两座龙窑属于第一期(屈家岭文化早期)，而屈家岭文化的距今年代，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400年至前2500年之间。^[19]金鸡岭遗址两座龙窑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阶段(屈家岭文化第一期)，这样的话，该龙窑的年代距今至少在5000年以前。值得注意的是，Y2打破Y3(利用了Y3的一段窑壁)，这也就是说，Y3还要早于Y2。重庆库区忠县中坝遗址中龙窑，据发掘报告介绍，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共分三期:一期年代为距今5000～4800年；二期年代为距今4800～4500年；三期年代为距今4500～4000年。龙窑属于中坝遗存第三期，年代大约在距今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20]显而易见，鄂地金鸡岭遗址中龙窑的年代要比渝地中坝遗址中龙窑的年代要早几百年。

第三，鄂渝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时期龙窑建筑形制与规模。据前面考古发现资料获知，随州金鸡岭两座龙窑均为长条形，皆是依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倾斜坡度15°左右)。忠县中坝龙窑也都为长条形，但倾斜度不明显，窑炉底近平。虽说鄂、渝两地皆为长条形，但建筑形制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在倾斜度方面。从窑炉修建规模来看，其长度因两地龙窑均遭到破坏，故长度不明。又从窑炉宽度来看，鄂地金鸡岭两龙窑宽度分别为0.52米～0.6米、0.52～0.56米。渝地中坝龙窑(Y15)宽度分别为1.4米～1.7米，宽度远远超过鄂地金鸡岭龙窑宽度。由此可见，渝地中坝龙窑的建筑规模似要比金鸡岭龙窑的规模要大些。我们还注意到了金鸡岭遗址中的另外几座长方形窑炉，Y1“窑与窑尾高差为0.98米，坡度20°”，Y5窑体直接砌在烧土，“斜坡面上”，Y6“整个窑室均北高南低”。当时先民们在建造时都考虑到了火道抽力的功能。

第四，鄂渝地区新石器时代时代至商时期龙窑的用途。随州金鸡岭新石器时代堆积层中出土有较多的日常生活用品陶器，诸如鼎、罐、盆、碗、豆、缸、瓮、杯、壶、器盖、纺轮等，另在窑炉内也出土有盆、鼎、缸等。显然，这批窑炉是烧制这些日常生活陶器的。盘龙城遗址龙窑所在地的王家嘴遗址堆积层中出土遗物丰富，器形主要有鼎、斝、盉、豆、缸等，尤其是大量的陶缸片最引人瞩目，两龙窑的窑内也发现有较多的陶缸(片)，有的陶缸完整，有的陶缸还未烧透，而发现的圆窑规模较小，直径1.3米，窑内有陶鬲(报告中没有说有缸)。^[21]2013年，在盘龙城遗址内发现了铸造遗物石范和大量的陶缸(片)。此现象表明，盘龙城商时期居民有了铸造青铜器技术的事实。^[22]有研究者对盘龙城遗址中出土的如此之多的陶缸进行了专门的实验分析，发现所谓的这些陶缸主要是用来熔炼青铜器的，这样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盘龙城龙窑应是烧制陶缸的，与冶铸业有关。^[23]至于鄂西的西陵峡地区几处商时期遗址中发现的窑炉，多是烧制一般日常生活用品陶器的。

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窑，学者们多研究认为应与制盐有关，并非烧制陶器的。该遗址出土大量的用于制盐的圆底器，中坝遗址中龙窑没有窑床，不能放置坯件，据“中坝龙窑的特殊结构表明，它应该是专用于陶器煮盐的灶，而不是用于烧制陶器”^[24]。中坝遗址中不仅清理出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窑，而且还清理出了10余座汉代龙窑，从该遗址清理出的新石器汉代龙窑底部形态看，“中坝遗址新石器龙窑为平底。汉代龙窑由火门、火膛、火道、烟道等几部分组成，底为斜坡底，但倾斜度因分段结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最大倾斜度来自于‘火膛’‘窑膛’结合部，通常可达70度以上”^[25]。由此可见，汉代龙窑已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无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汉代，中坝遗址中龙窑主要是用于煮盐的。

第五，关于鄂地金鸡岭龙窑的祭祀。随州金鸡岭遗址中清理出了一批墓葬(长方形土坑墓12座，瓮棺葬17座)，在11座仰身直肢葬中，发现1座(M9)北部为Y2。M9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由北向南略倾斜……长1.9米、宽0.6米。单人仰身葬，面部朝向东，两手交叉位于盆骨下面，两腿膝盖处以下交叉重叠，与上段分离，并偏向两侧，一脚与下肢分开较远，断裂处断痕锐利整齐，可能为利器砍砸所致，系非正常死亡。男性，20岁左右。未发现葬具。无随葬品”。对该墓葬的死者，主持发掘者认为:“位于Y2南部的M9无任何随葬品，人骨四肢有明显的捆绑现象……属于非正常死亡，可能与窑址奠基或生产过程中的某种祭祀活动有关。”^[26]这种用人或用猪祭祀(奠基)的现象在河南安阳鲍家堂仰韶文化遗址(在距窑炉约1.5米处的坑中发现完整的猪骨架)、湖北房县七里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于火膛底部发现人骨)均有发现，^[27]可以推测，随州金鸡岭Y2底部下的墓葬应是专门用于祭祀(奠基)的。(www.daowen.com)

第六，鄂渝地新石器时代至商时期龙窑的产生背景。正如考古学研究者认为的，随州金鸡岭龙窑是目前我国所见的最早的分室龙窑，“尽管还不是真正的成熟的龙窑，但其长条形分室的特征则是具有龙窑的初始形态，对于探讨龙窑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毕竟开龙窑结构之先河，是史前人类窑业技术的一大进步”^[28]。金鸡岭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精美陶器，标志着该地区史前先民们的制陶业具有了较高水平，暗示了当时的窑业技术已得到相应的成就。据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考古发现的一些遗址资料获知，该时期文化强势北扩，对中原文化影响很大，其势力向北扩张已达豫西南甚至豫东南地区，在中原大部地区都可见到南方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因素。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就有20多座，文化发达，制陶业先进，在这一时期先进龙窑技术的出现并非偶然，代表着制陶业先进的一个方面。

黄陂盘龙城两座超大型龙窑，其规模之大，为长江流域之最，盘龙城所处地理位置，它以长江、汉水为主要航线，连接江河湖泊，构成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成为长江中游水路交通的中心枢纽。由此可见，古时盘龙城地理形势十分险要，在南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商时期曾是商王朝南征的军事据点，文献记载，商代初年，荆楚已臣服于商，长江中游已属于商王室南土范围。盘龙城隔长江与湖北东南边的大冶、阳新等金属矿区相望，鄂东武穴隔江相对的江西瑞昌铜岭，都是北方商族先民南下采矿的区域。因此，商王朝将盘龙城视为南下掠夺矿产资源的中转站。盘龙城遗址内发现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大量冶炼青铜器的陶缸，另外还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等，而龙窑又多是烧制陶缸的，先进的中原文化南下，再结合这里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在汲取江汉地区古先民们建筑龙窑工艺技术方面的一些先进经验，从而进行改革与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适用和需要，将窑炉加长、加宽，扩大其建筑规模，这是必然的。

至于渝地中坝遗址，据考古发现及有关学者们的研究获悉，该遗址地是长江三峡地区一处重要的专门进行盐业生产的遗址，开采盐业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该地区的古先民们在生产食盐时不仅要有制盐工具(陶罐、尖底器)，而且还要有用于煮盐的龙窑(灶)，建筑龙窑用于煮盐，食盐可与外界贸易交换，从而大大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可行的，当不足为奇。

第七，与我国南方其他地区龙窑之比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就据当时我国龙窑考古发现的资料研究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用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以后经过不断的改进，结构渐趋完善，成为我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湖南等省烧瓷的主要窑炉”。该文还介绍说:“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龙窑，是绍兴县富盛长竹园(春秋战国时期)。”^[29]该龙窑原长4米～6米，现残长3米，宽2.42米。然就在该文发表前后时间里，江汉地区东部黄陂盘龙城王家嘴商时期遗址中清理出了两座龙窑(长窑)，2002年又在江汉地区北部随州金鸡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清理出了两座龙窑(长条形分室窑)，1998年、1999年、2002年、2006年，三峡库区的忠县中坝、巴东吴家坝、秭归大沙坝、何家大沟等遗址中相继清理出了一批新石器和商时期的龙窑。再从长江中游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考古发现有关龙窑的资料来看，自浙江绍兴富盛长竹园东周时期龙窑发现之后到2010年，在这一地区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如江西鹰潭角山遗址、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浙江上虞百官镇窑址、浙江湖州南山窑址、福建浦城猫耳山窑址等，都发现有商周时期龙窑。^[30]总的来说，尽管长江下游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一些先秦时期的窑炉，但龙窑的时代上限顶多只能在商时期，而商时期以前的龙窑资料目前还暂时没有发现。因此，据上述考古发现的这些龙窑资料，我们有理由认为，鄂渝地区应该是迄今为止我国龙窑的起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