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华　沈　涛

据对鄂、渝两地1949年以来考古发现资料的检阅，发现20世纪80年代，湖北省的文物考古部门就在江汉地区东部黄陂盘龙城商时期遗址中清理出了两座龙窑(发掘报告中称“长窑”)，该遗址中的龙窑较长、较宽，可烧制大量的陶器，无疑是一建筑技术水平很高的窑炉，那么，商时期江汉地区的古先民们怎么突然就会建造出如此之先进的龙窑呢?该地区这种先进的龙窑建筑技术的由来是不是可考虑再往商时期以前追溯呢?值得欣慰的是，之后的2002年，湖北省的文物考古部门又在江汉地区北部随州金鸡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清理出了两座龙窑(发掘报告中称“长条形分室窑”)。此外，1999年、2002年、2006年，文物考古部门又先后在湖北三峡库区好几处商时期遗址中清理出了龙窑。又1998年、1999年，四川省的文物考古部门于重庆三峡库区忠县中坝遗址中清理出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窑(有学者称为“龙灶”)。这些新石器时代至商时期龙窑的考古发现，不仅表明这个地区有着先进的制陶业，同时也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古先民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对窑炉的改进与创新。由于鄂、渝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时期龙窑发现的数量还不是很多，又从发现时间上来看也都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可以说关注者寥寥，然鄂渝两地考古发现的该时期龙窑，理应在长江流域乃至我国南方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尽管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龙窑的相关问题，并对这些龙窑进行或间接或者局限在某一处遗址中的窑炉资料的讨论，而综合的、全面的研究却无人涉及。基于此，本文拟就鄂渝两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时期龙窑资料中的诸多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分析与研究，试图揭示这一地区龙窑的发展与演变以及一些相关问题。(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