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查得
提到楚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无疑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今天主要想谈一些跟屈家岭文化有关系的问题,而且我想介绍对“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一些新的看法。我的这些看法是我在德国开始学考古然后去美国读博士的时候逐渐形成的,因此我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受到人类学比较大的影响——这是美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于屈家岭文化,学者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展开过很多讨论,近期关注度有所下降,但相关问题并没有取得大家都能接受的定论,这些问题包括:屈家岭文化的来源是大溪文化传统还是仰韶文化传统、屈家岭文化之前的“黑陶文化”的性质、屈家岭文化向周围地区扩展的性质与原因、屈家岭文化对周围文化系统的影响、它具体的性质与原因和屈家岭文化发展到参加“中国文化交流圈”的石家河文化的过程。在此,我主要想谈的是屈家岭文化的扩展。不过,我也会介绍与其他问题相关的一些的概念。
屈家岭文化的扩展,意味着屈家岭文化典型的陶器,除了在其核心地区汉东地区以外,在别的地区也有出现,如鄂西地区、鄂东地区、湘北地区、豫南地区、三峡地区。然后,与屈家岭文化陶器相似的陶器在某一些更远的遗址也有发现,特别是在河南省,例如郑州大河村,甚至还包括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南部、江西省的西北部和山东省的大汶口遗址。
其实,根据孟华平先生的研究:这种考古遗存从汉东地区到鄂西地区和湘北地区的扩展,已经发生在典型的屈家岭文化之前,即所谓的“黑陶文化”的时代。我已经提到了,这个“黑陶文化”受到多方面的讨论。它相当于汉东地区的六合遗址、鄂西地区的关庙山四期、湘北地区的划城岗中一期等。讨论的问题包括:黑陶文化是大溪文化晚期还是屈家岭文化早期?或者其本来不是同一个文化?我想它是同一个文化,但是根据我一会儿就要解释的,一个考古学文化不一定是完全均质的。我比较喜欢郭立新先生给它选的一个名称:前屈家岭文化。
还有屈家岭文化或者前屈家岭文化扩展的原因问题:为什么它的陶器突然取代周围其他文化的陶器?我们先要谈一下“什么是考古学文化”的问题。我这里说到屈家岭文化或者前屈家岭文化,它们当然就是考古学文化。但是考古学文化跟一般的文化有什么关系?考古学文化就是古代人类社会产生的文化吗?还是考古学文化就是我们考古学家创造的,为了把我们发现的遗物而分门别类?在中国考古学界,夏鼐先生在1959年提供了一个到现在还经常用的考古学文化定义:“考古学上的‘文化’,是表示考古学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是因我们考古学家的“观察” 而产生的,而且夏鼐先生也提出,它的意思跟一般的“文化”这个词的意思是分开的。
但问题是:如果考古文化完全是被我们考古学家在材料上强求的,那么它们跟古时真正存在的部族有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我们知道古代必然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不同的人群住在一起。如果考古学文化只是我们考古学家分类而用的,而且跟古时真正存在的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它们对我们研究古代社会还有什么作用?
其实,在我提到的夏鼐先生的文章中,比较明显地指出考古文化直接代表了古时真正存在的社会团体。到现在还能经常看到学者暗指:考古学文化代表古代民族。问题是:民族只是人的身份的一种表现。然而,身份是在心里产生的,而在还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我们还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古代人的心理。当然,除了文字以外,还有别的方法让人可以在物质文化上表示出他们的身份。但是对我们来说,可靠地识别什么是身份的标记,而什么是其他东西的标记,是很难做到的,太容易变成没有事实的猜测。
尝试看古代人怎么主动地表达自己,不如看人类活动的一些基本的结构。这些结构经常是行为者无法意识到的,所以它就不是很容易操控的。简单地说: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人的行为,在具体的方面会有一定的差别。其实这就是一般的“文化”概念的意思。这些在行为上的差别如果在不同的传统中表现出来,而且这些传统产生我们在物质遗迹能看到的格式,那么我们就能把考古学文化和一般的文化联合起来。我们分别陶器类型或者埋葬习俗的时候,一般就是分出来这些行为上的格式。不过,我们得弄清楚哪些特征是不同的传统和文化的表征。我这里想再强调一下:根据我刚才解释的,考古学文化不是指古代人的团体。我们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把自己看成属于不同的团体的。相反,考古学文化就像一般的文化,代表人在行为上的差别。当然这些差别是人在不同的团体中生成的,所以行为和社会团体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我们也不能直接假设屈家岭文化就是在古代社会中的一个有别于其他的团体。
那么,我们一般能依靠的是在遗迹里面反映出来的有格式的行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当然主要用陶器来定义考古学文化。但是当我们分类型的时候,分出来的特色中哪些真的能反映出文化传统?Olivier Gosselain先生在非洲做的人类学研究表明,陶器的成型过程在分布上相当于别的文化传统,比如说语言。其实它在这个方面的可靠性比陶器的装饰方法大得多。这有道理:为了避免陶器在干燥或者烧制过程中破损,学习制作陶器的人需要很长的时间学到好好成型的方法。这些方法一旦被制陶工人背下来,就很难发生变化。反过来,装饰方法会比较容易变和模仿。我的一位同学,Sonali Gupta-Argawal,也做制陶人的人类学研究,她发现陶器口沿的形态与尺寸尤其能表现制作陶器的传统。
我把这些理论用于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创造了一个细分口沿类型的方法(图一)。它是模块式的:口沿的方向、口沿的形式和唇的形式三个方面联合起来能表示口沿很多不同的种类。然后我去湖北省一些博物馆看库房里面收藏的陶器并测量口沿的尺寸。在此,我想特别感谢荆州博物馆、荆门博物馆和宜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让我在他们的库房里面做研究!
图一 口沿类型
图二至图六表现分口沿的类型的一些结果。为了做这个表,我阅读了所有已经发表的关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和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报告,并将所有的报告中描写的陶器都按照我的方法对口沿进行类型划分。陶器和口沿的类型在横向轴,不同的时期在竖向轴。当然这个方法还不太精确,因为很多陶器没有在报告里面出现,并且所发表的遗址数量在不同的地区与时代有很大的差别。
图二表现鄂西地区的口沿类型,图三表现三峡地区的口沿类型,图四表现这两个地区连在一起的结果。结果比较像我们预想的:两个地区的类型有很多交叉。它代表两个地区大概一样的区系:大溪文化—前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我们能看到大溪文化时期的钵和碗有很多不同的口沿种类,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没有这么多,有可能是新来的陶器类型取代旧有的。
图五表现汉东地区的口沿类型。相比起来,鄂西地区和汉东地区连在一起的结果(图六)看起来比较乱。在早期时代,可以说这是由大溪文化传统,以及边畈文化与油子岭文化传统的差别造成的。有意思的是图一中f-形口沿的钵,即向内折沿的钵,它们先在鄂西地区出现,然后在两个地区都出现。这可能反映着大溪文化对油子岭文化的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屈家岭文化的早期和晚期在两个地区还有很多区别。扩展之后的屈家岭文化看起来并不是均质的。
关于口沿的尺寸,我们当然只能比较一个陶器种类的口沿,然后还要意识到整个陶器的大小对口沿大小的影响。由于时间有限,在此仅举一例。
在讨论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关系时,经常提到小鼎。这些小鼎在油子岭文化遗址、前屈家岭文化遗址和屈家岭文化遗址中经常出现。
提到小鼎口径(图七),可以看到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遗址是比较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谭家岭遗址小鼎的口径有非常小的差异。28件油子岭文化晚期的小鼎和23件前屈家岭文化的小鼎在口径方面只有几毫米的差别。谭家岭小鼎的一致性在唇的厚度上也有所体现(图八)。六合也跟谭家岭比较一致,但是与油子岭有一定的差别。当然唇部不同的形状也能影响这些结果,所以图九只有最普通的图一中的3-形唇,也就是圆形唇。在图九中,谭家岭和六合的一致性以及与油子岭的差异更为明显。还有折沿的宽度(图十),结果也是大致一样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谭家岭遗址贯穿的不同时代,有一个固定的制作小鼎的传统。这有可能意味着小鼎是被专门统一生产的。(www.daowen.com)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我用的材料也没有很多。我只想给大家介绍我利用的方法,即微型类型学。用这个方法可以更仔细地看到在陶器方面文化传统进化和交流的过程。
回到屈家岭文化扩展的问题,根据我提到的理论,不一定是一群人在这里扩大了他们生活的范围,但是一定是一套传统、一套具体的行为从一个地区传到另外一个地区。因为屈家岭文化的扩展是在陶器类型中表现出来的,它只是跟制作与使用陶器有关系。那么为什么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和一些长江中游之外的地区突然喜欢汉东地区的陶器?我再提醒大家,屈家岭文化的扩展在前屈家岭文化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就在那个时代,我们有古代人最早用陶轮的证据。这些证据是从关庙山遗址四期遗迹中出土的,而且关庙山四期就是前屈家岭文化。用这个新的方法可以产生全新的、之前未见的陶器形式。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新的轮制陶器会非常难以获取,因为陶轮需要专家使用。很快,新的陶器形式广泛流行开来,并在广大的地区取代旧的陶器形式。我还要更多地使用微型类型学和其他分析陶器的方法,看哪些新的形式是轮制的,以及轮制方法对形式进化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采取这个新的技术的人可能没有很多,但是技术的分布一定造成了新的联通,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交流圈提供了基础。我这里提到的长江中游文化交流圈,在很长时间以后,被称为“楚文化”。
图二A 鄂西地区口沿类型
图二B 鄂西地区口沿类型
图三A 三峡地区口沿类型
图三B 三峡地区口沿类型
图四A 鄂西地区加三峡地区口沿类型
图四B 鄂西地区加三峡地区口沿类型
图五A 汉东地区口沿类型
图五B 汉东地区口沿类型
图六A 鄂西地区加汉东地区口沿类型
图六B 鄂西地区加汉东地区口沿类型
图七 小鼎口径
图八 小鼎唇厚度
图九 小鼎唇厚度(仅3形唇)
图十 小鼎折沿宽度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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