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五章，在第五章中要对前面四章的内容做一总结，因为前四章各自都有结论。这里的总结包括对各章结论进行汇总以及为全书做总结和探讨，汇总中各章的结论来自各章的作者，特此说明。本书通过对宏观历史和微观案例的研究，来探讨科技革命与英国现代化的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英国崛起的17种解释

探讨英国崛起之谜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综合内森·罗森堡、小伯泽尔（内森·罗森堡等，1989）、马克斯·韦伯（韦伯，1987）、诺斯（诺斯等，2009）、尼尔·弗格森（弗格森，2012a，弗格森，2012b）等学者的观点和概括，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崛起，大致有17种解释：（1）科学技术的作用。这是关于西方繁荣的最流行的解释。（2）自然资源的优势所致。（3）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在每个国家内，都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4）法治与代议制政府。这一优越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在英语国家。（5）自由的观念。这始终是英国最显著的特征。（6）心理原因。一个广泛被接受的解释是，封建主义的衰落与一种心理变化多少有点联系，这种心理的变化从某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中促进了市场机制形成。（7）运气因素。的确，西方的运气比其他地方要好。（8）不端行为。最常被指责为西方经济的不端行为有日趋扩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均、对工人的剥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对别人的奴役。（9）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各种不端行为中，最根本的一种意见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均是不公平的，但对西方经济制度来说却又是必要的。（10）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剥削是指资产阶级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11）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认为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财富促进了经济增长。（12）奴隶制度。认为奴隶制度是西方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13）宗教改革。认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14）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西方国家兴起的关键。（15）一个不受政治和宗教控制的、有高度自主性的经济领域和商人阶级的出现。（16）自主、试验和多样性是解释西方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17）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的高工资和高生产效率的先进技术提供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使社会需求扩大。

2.促发性因素与持续性因素

显然，上述因素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事物上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如果这样笼统地总结，并不能加深对英国崛起及其背景下的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本研究的主线是英国如何通过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与现代化实现大国崛起，最终的考虑是把影响英国崛起的原因分为暂时的促发性因素（某时期发挥作用）和长期的持续性因素（长期发挥作用）。前者包括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宗教、高工资等；后者包括知识传统、自由传统、法治传统、制度建设和现代国家等。这种区分可以加深对英国崛起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分析英国情况而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为促发性因素可能具有区域性和时间性，而持续性因素的适应性更广，甚至具有普适性。促发性因素与持续性因素有些类似于协同学中的快变量与慢变量，按照协同学的原理，系统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是慢变量，而不是快变量。当然，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不允许我们照搬协同论中的结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要完全实现上述研究目标并非易事，这也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工作。通过区分促发性因素与持续性因素，对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英国现代化的关系进行分析。促发性因素和持续性因素共同引发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两者的促发因素不尽相同。科学革命通过增加社会的知识存量，水涨船高地推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工业革命及现代化则让科学革命的成果化为持续的科技进步，实现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科技进步和现代化过程中，持续性因素发挥着根本性作用。

我们希望能够以一条主线把相关资料都组织起来，起到展示英国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状况、背景和工业革命起因及其来龙去脉的作用。当然这条主线应该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认为这条主线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前后这段历史所昭示出来的社会进步总趋势，尽管有起伏曲折，但是社会进步总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学术界有关社会进步标准讨论的主要观点，并结合对工业革命前后历史发展的理解，我们提出社会进步集中体现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两个方面。人尽其才就是社会进步以人为核心，社会发展的各种成就只有落实到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实现上才能够真正体现为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涵盖现代化进程，在15—16世纪虽然尚未发生现代化，但是社会进步却早已发生。人尽其才还反映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是“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物尽其用是指人生存于自然界和社会，对自然和社会等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人类文明生存、发展的基础，反映出人驾驭环境、利用资源的水平，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水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结果之一是形成规模经济，这是促发工业革命的关键。

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历史表明是多种因素促成了人尽其才（人力资源较为充分利用）、物尽其用（自然与社会资源较为充分利用），这可以较好地解释英国崛起过程中各个主要因素的关系。英国在16—19世纪的迅速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经过农业革命、宗教改革、教育革命、民族国家、宪政体制、市场经济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等的确立与运行，很好实现了人尽其才和物尽其用，并且把两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国家现代化。通过自然资源利用和人力资源利用的进程，可以把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各主要事件纳入以社会进步为主线统领的分析框架与叙述流程。物尽其用就是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包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对资源的利用而相应发展出来的技术体系、科学体系（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乃至世界体系，形成规模经济。比如，英国农业革命，是通过圈地运动、四轮作、机械化和良种培育等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蒸汽机提高了对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煤炭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支撑起英国经济长达两三个世纪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扩张。物尽其用还包括对本国的国家机器的充分利用。英国极为擅长对国际上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包括政府动用海军开辟海上通路和海外市场，确保棉花等原料供应和产品的外销，建立了空前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人尽其才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人才充分发展才能、充分施展才能。从农民到市民到精英等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史无前例的充分调动与激发，在满足人的各个层次的需要方面发展到人类文明的新阶段。例如，农业革命使得英国农民获得自由迁徙权、个人财产遗嘱权、受教育的权利、自由劳动的权利，宪政体制的建立在保障自由和人权方面让英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开启了政治现代化。如内森·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所指出的“一个不受政治和宗教控制的、有高度自主性的经济领域和商人阶级的出现”就是人尽其才的一个结果。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它给社会最好的：持续稳定地提供激发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秩序与回报保障，可以有效积累人力资本，实现自由迁徙与自主使用个人人力资本，而非人治社会中人力资本的依附固化，因“站错队”“跟错人”而前功尽弃、积累作废；政治现代化能够遏制社会最坏的，就是遏制贪腐与专制。可以说，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与“国家人本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扬善抑恶系统，英国的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法治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3.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对于科学发现对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两者之间的关联并不紧密。另一些学者的看法却相反，例如罗伯特·艾伦指出实际情况是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技术进步在本质上都是依托此前科学研究成果的指引。罗伯特·艾伦从《英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及其他一些资料中考察出相关发明成果问世全过程的细节描述，整理结果表明在79位重要发明家当中，有49位曾借助实验方法来检验、修正或改进他们的发明成果，有些发明家甚至非常倚重实验活动所得的结论。那些列入“无法确定者”一栏的发明家是因为有关发明过程在文献资料中记述得过于简略，只能推定这些发明家应该开展过相应的实验活动，否则难以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艾伦，2012）396。

在79位重要发明家当中，只有大约一半人与当时的科学界人士或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机构有往来，但几乎所有的发明家都曾借助实验来进一步改进其技术发明的性能。可以说，发明的过程若不伴以反复实验来纠正错误就无法最终得出令人满意的新成果、新工艺。那个时期的发明家学习科学知识，从而使他们逐渐接受了以牛顿学说为理论依据的科学知识体系（Jacob，1997）99－115。

通过科学如何影响发明家和工程师，可以具体说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科学在17—18世纪的英国已经比较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而且科学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发明家、工程师普遍受到科学知识存量的影响，在宏观上也有所体现。科学中心与技术中心的先后关系可以视为这种宏观上的反映。如梁立明、陈立新的统计工作表明，英国作为世界技术中心的时间为1600—1873年（梁立明　等，2005），汤浅光朝的研究工作显示，英国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时间是1660—1730年（汤浅光朝，1979）。科学中心期重合在技术中心期间内绝不是巧合，虽然多种原因促成英国作为世界技术中心出现的时间较早，但是能够在与西方主要国家激烈竞争中维持世界技术中心近三个世纪的时间，英国的科学革命与世界科学中心地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科学革命不仅在知识存量上支持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在观念层面上，科学革命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韦伯指出：技术层面的进步不会无故产生，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科学态度一定要战胜迷信思想，将其扫出历史舞台。韦伯认为在“前现代”时期，人们无法正确理解自然界发生的变化，总将其归结为超自然的力量——神仙、魂灵、妖魔——作祟的结果。以雅各布（Jacob）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史学者认为是科学革命改造了大众文化，从整体上改变社会文化氛围来间接驱动工业革命持续推进（艾伦，2012）17。

莫凯尔在其代表作《启蒙性质的经济：1700—1850年间的英国经济史》中提出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相结合产生了“工业启蒙运动”，它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含义可表述为：“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日渐深入，所获取到的知识也就越来越多。当这些知识被用来指导和改进生产实践以后，各类产品的产量就会持续增加，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新知识对于技术进步而言至关重要，换句话来说，工业启蒙运动乃是科学革命向纵深方向推进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这完全符合逻辑推导规律（艾伦，2012）371。相关论文表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各类工匠具有惊人的理论知识。甚至最普通的风车木匠，通常也是一个相当棒的数学家，能够计算出机器的速率、能量和功率（波斯，2003）279－280。从知识存量及其应用的角度看也许更容易看出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影响：科学革命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知识存量，科学知识通过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通过书本、讲座等多种方式在社会上传播，发明家与工程师，无论是否受过正式的科学教育，无论是否与科学家有过多少接触，他们都是聪明人和有心人，在知识水涨船高的社会中，受益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的滋养和帮助是肯定的。这些都促使形成数量庞大的具有较高科技知识素养的人力资本。因此可以说，没有科学革命，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发明创造活动；没有科学革命，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技术改革活动，也就没有工业革命。(www.daowen.com)

4.工业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现代化对工业革命的影响体现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现代化比经济现代化更早一步，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克服专制制度，释放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英国，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宛如天造地设一般，而这正是世界上第一场工业革命所提出的引人入胜的问题，这场革命也是现代历史最大的断口。它到底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呢？”原因是英国最早克服了专制制度，完成了政治改革。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发展、民族国家等都不是首先发生在英国，但是英国在政治现代化上先行一步，君主立宪制营造出一种宽松、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为发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治上的宽松保证了英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自由，鼓励他们追求财富，这就为发明创造提供了条件，结果是英国第一个敲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开启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工业革命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之一体现在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化，而工业化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化使得人口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工业革命的强力推动下，英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都开始或延续着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带来整个社会格局的变化，对政治现代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典型的案例就是英国议会改革。工业革命以后，英国人口大量由传统聚居的东南地区北移，但英国下议院1688年后再没有新的市镇取得议会代表权，新工业城市往往聚居数以万计人口却无议员代表。这种状况是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最终带来了英国第一次议会改革。工业革命推进工厂制度的确立，促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到19世纪中叶步入鼎盛时期，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的领导者。人类能够凭借汽船和铁路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讯，这些成就表明了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意义。它使世界连为一体，其程度明显超过了世界早先在罗马人时代或蒙古人时代所达到的程度。工业革命也因此推进了全球性现代化的进程。

5.分子生物学革命与科技体制现代化

国家现代化包括科技体制现代化，为推进英国分子生物学革命以及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英国政府不断调整科技政策及其有关措施，逐步建立英国现代科技体制，这一过程可以视为科技革命与科技体制现代化关系演变的一个缩影。科学在20世纪的政治话语中，变得格外引人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的力量进一步彰显。在战争的威胁下，反对国家参与的自由放任思想得以松动，决策者对国家与科技关系的认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英国政府开始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建立有效资助、组织、协调科技发展与应用的管理系统，这标志着英国科技政策的形成。英国逐渐形成的公立大学与项目资助双轨并行的科技政策体制为英国创立了一种平衡的、重基础研究、鼓励卓越科学的体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分子生物学革命对英国科技体制现代化的影响就容易了。分子生物学革命使得英国在这个新兴的学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英国的学术传统和科研基础设施。如果仅仅为了保持分子生物学这一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当时英国已经运行的科技体制不需要太多的变革。但是现实的需要是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才能够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分子生物学只是生物技术产业的科学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需求与竞争压力下，英国政府、科技界和产业界开始了一系列的探索。例如，开始，英国在制度设计上并未充分认识到技术发展与基础研究的非线性关系；医学研究理事会在资助分子生物学之初反对资助那些与产业目标相关的研究，认为卓越的基础研究会自发地延展为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等。在这样的理念与制度安排下，英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受到了限制。又如，科学与技术的边界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模糊”为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带来了很多麻烦。新兴产业与技术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与传统的科学、技术不同特征。实践出真知，到20世纪80年代，《斯平克斯报告》的发布扭转了在生物技术领域的陈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随着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颁布和实施，英国现代科技体制得到确立和完善，促进了此后20年英国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顺应潮流的促发性因素会起到重要作用，并形成持续性的影响，甚至暂时的促发性因素会演变为持续性因素。英国现代科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及其相应的观念变革与强化，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

通过对英国分子生物学崛起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历史分析可知，在当今的环境下，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国家进步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知识的积累与扩散完成的。科学革命完成了知识与理论上的积累与突破，提升全社会的知识存量与知识水平，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是知识的扩散与再组织，这一系列复杂的知识流动都将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同时科技发展也高度依赖现代化的国家体制。制度为知识流动提供了经济支持、人才支持、政策支持与产业支撑的同时，也塑造着知识流动的形式。反之，作为新知识的源泉及辐射中心的科技革命也影响、塑造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分子生物学革命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之一，从学科、制度、人才、科技与社会关系、组织方式等多方面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整合制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理论，提出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

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以人的自由发展与价值实现为驱动和主线，内外条件保障及其互动为特征，外因主要是制度与文化，内因主要是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提升。理性及知识传统和法治制度正是决定英国崛起的最主要的持续性因素，也是英国人自由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内外保障。从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分析，英国通过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现代化而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健全了笔者称之为“国家人本体系（National Humanism System——NHS或称之为国家人本系统）”的体系。国家人本体系是为一国之公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和依法的政府行政服务，提供文化传统与社会保障等的国家体系，其特点是以人为本、以公民为本。其功能是满足公民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各个层次的需要。大家熟悉的国家创新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国家人本体系基础之上的体系，如果说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通过知识流动促成各参与者的网络互动与合作以实现社会经济目标，那么国家人本体系的核心则是通过法治的全面实施，为公民安居乐业、建功立业提供所必须的秩序与回报保障。可以说，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与国家人本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扬善抑恶系统。

7.科技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危机

在我们惊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现代化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生态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经济危机等等。本书没有面面俱到地分析批判现代化存在的种种问题，而是通过提出“科技资本主义”来集中反映西方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以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集中在对“资本”的批判上，对科技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应集中于对“科技与资本及其结合”的反思和批判。通过对科技资本主义的分析，说明英国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造就了最早的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制度，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科技与资本的紧密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科技资本主义阶段，暴露出的问题已经不局限于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等方面，而是更为严峻的科技风险与科技危机。这是科技资本主义的危机，其核心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虽然极具活力，但是因高度依赖科技的粗放式发展与粗放式创新，不能遏制和化解内生的自毁因素——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而难以为继（刘益东，2000，2016）。因此对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化进行反思，变得极为迫切、紧要和生死攸关！

从上述结论和讨论可以看出，这些工作已经基本回答了本书设定的研究目标，通过宏观历史与微观案例相结合的研究，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加深了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当然，这些关系也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做进一步的追踪研究。此外，本研究以英国为主，但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是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事件，应该进一步开展全球史视角的深入研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更全面深入的认识与把握。以上各章的论述，主要是阐述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十分清楚这里面隐含着许多负面因素，特别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存在着根本缺陷，限于篇幅并没有加以分析，只是通过提出科技资本主义及其危机来做出概括。需要强调的是，在促进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所导致的技术理性和商业理性的急剧扩张及其引发的科技风险（特别是科技重大风险）与科技伦理问题，工业化与市场经济造成的环境问题、消费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和眼前利益优先等问题，现在变得日益严重。粗放式发展与粗放式创新这些在现代化初期不甚突出的问题，正在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科技危机与人类安全危机，制约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持续安全。对于存在根本缺陷的发展模式来说，人们是无法通过完善来加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发动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大转型（刘益东，2007）。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盲从、不自大，不苛求古人和过去，用历史眼光、全球视野来审视现实，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