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惊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现代化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生态环境问题、贫富悬殊、经济危机、信仰危机、科技风险、科技冷战、新军备竞赛、恐怖主义、国际难民等等，可以说当今世界危机重重。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资本始终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以至于这样的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中期以来，第三次技术革命，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大IT革命（刘益东，2015）席卷全球，促动科技蓬勃发展，科技的作用日益重要，科技与资本及其两者结合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知识经济大规模发生，资本的核心地位受到挑战。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科技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它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科技时代所呈现的新阶段与新形态。科技资本主义是指以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它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中，科技与资本一样，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且至关重要，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也广泛存在于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技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1989年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的“技术资本主义”，表明新技术导致经济、国家、阶级结构、文化等领域发生重大变化，同时资本主义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特征，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后现代理论家所谓的新社会（赵海月　等，2013）。二是“知识经济”。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三是1997年由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提出并系统研究的“学术资本主义”，指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获得资金所做出的市场行为或类似市场的行为。市场行为是指院校方面的营利活动，诸如申请专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版权税和许可协议，以及有关公司和产学研伙伴关系等。类似市场的行为指院校和教师为资金而竞争，无论这些资金是来自外部拨款与合同、捐款、大学—工业伙伴关系、院校对教授的衍生公司的投资、学生的学杂费还是其他一些创收活动（斯劳特　等，2014）8－10。

科技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各种特点，又增加了四个新特点：一是作为创业者的人群扩大了。知识成为资本，专家学者成为“资本家”（也被人们称为“知本家”），成为创业者或可能的创业者。创客大行其道、实验室经济盛行、创意阶级的出现，学术资本主义对此予以较好的概括。创业的实质不仅是财富的追求，个人产权的追求，物欲的满足，更是自由和个人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呈现出自主性、分散性与多元化。二是报酬递增。这在知识经济中有大量论述，赢家通吃现象比较普遍，贫富分化严重，对个人而言可谓多机会、高激励。三是高速度、高风险。科技时代的特点是发展快、风险高，科技资本主义是乌尔里希·贝克贝所说的风险社会的新阶段。第四个特点是前三个特点的结合，个体化与多元化、多机会与高激励、高速度与高风险的结合意味着难以形成共识，无法协调一致地应对挑战，尤其无法在有限时间内实施有效的共同行动以实现目标。

近年来，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日益增多，但是尚未见到从粗放式创新与科技重大风险的角度来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系统思考与研究。科技资本主义与技术资本主义等先前有关概念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强调也要关注创新的相反方向（创新的负面作用）。包括技术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都强调创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熊彼特以来的林林总总的创新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基本方向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创新能促进经济繁荣、推动社会进步。笔者提出的科技资本主义说，则在此基础上，强调创新的相反方向，即创新并非都是好的，粗放式创新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导致毁灭性灾难。粗放式创新是指只考虑或只主要考虑经济收益的创新，是以牺牲安全和环境为代价的创新，它不考虑或不优先考虑创新风险和创新负面效应，不考虑负外部性。工业革命以来的许多创新都是粗放式创新，而迄今为止的各种创新理论对此却极少关注（刘益东，2014a）。

对科技资本主义的深入认识揭示出粗放式创新与科技风险是以科技与资本结合为主体的社会制度所不可避免的首要制约因素，以往提及科技与资本结合，强调的是科技作为生产力与竞争力的正面作用，例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而很少关注科技的负面作用。实际上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一方面加快了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另一方面，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贪婪和短见也使得科技在追求财富和竞争力的道路上、在争议中粗放发展、野蛮发展而不顾及后果。有鉴于此，对科技资本主义的研究则对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都应予以高度关注，而且强调高科技的正负效应不可抵消，所以是否发展一项科技，不是看它有多少好处，而是看它的负面作用人类能否承受和化解，否则，再好的科技也不能发展（刘益东，2016）。科技与资本高度相互依赖，科技追求的优先权、专利权要求眼前利益优先，资本更是注重眼前利益，两者结合更加凸显了科技资本主义制度的短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贪婪、利己主义、生产力强和缺乏远见等四大特点，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激发人的贪欲，只考虑如何在此时此地获取最大利益（瑟罗，1999）。科技资本主义使得这四大特点更加突出，而且由于科技风险的存在而使得贪婪、利己主义、生产力强和缺乏远见将产生毁灭性后果，甚至毁灭人类。(www.daowen.com)

科技资本主义中的个体化与多元化意味着各行其是，多机会与高激励意味着人们干劲十足，高速度、高风险意味着即使意识到风险也仍然会在争议中快速发展，意味着深陷“动车困境”（发生或怀疑发生重大错误时不是停止产生错误的活动，而是边运行、边争议、边纠错，结果是难以纠正重大错误，一些高风险的高科技在争议中仍然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刘益东，2011）。科技与资本结合意味着科技要服从资本的要求，资本的要求就是如何获取更大的回报，而不顾及可能的风险。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创造了经济发展与繁荣，但是眼前利益优先的社会结构、激励机制和胜出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谁以眼前利益优先谁就胜出，就像谁服用兴奋剂谁就比赛获胜一样。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导致了许多问题和危机，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战争、恐怖主义、科技风险、科技冷战、军备竞赛、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资源的破坏与滥用等，这些危机还能承受，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能承受，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科技资本主义阶段，威胁最大的致毁性科技负面效应的加剧则使这种根本缺陷可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凸显出来。也就是说，眼前利益优先这一长期形成的痼疾在“致毁知识”出现之前虽然也有严重后果，但是从总体看还不至于发生灭顶之灾。当致毁知识问题被揭示出来之后（刘益东，2000），笔者判定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是科技危机，其核心是：现代社会高度依赖科技知识增长，而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也随之增长，并且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不可能有选择地禁止其中致毁知识的增长，致毁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逆、不可抵消的。在西方市场经济这一目前世界主流社会发展模式下，致毁知识的增长又是不可阻止的，科技知识增长已经失控，这意味着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是不断累加和递增的，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毁灭性灾难。从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态势看，目前这一达到灾难发生的阈限的进程在不断加快，在中短期（5—15年）内爆发灾难的可能性极大，而且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大，如不及时制止，必将爆发！目前，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僵化，延续以丛林法则、争斗谋利、眼前利益优先为核心的传统战略思维，继续强化用军事优势换取经济利益的竞争格局，新军备竞赛日益升级，致毁知识不断涌现。更糟糕的是，社会已经形成了恐怖实现系统和个人恐怖实现系统，它们与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相结合，更加突出了最大危机和威胁的严峻性与危险性（刘益东，2014b）。也就是说，科技资本主义的争斗谋利和眼前利益优先法则已经成为导致自我毁灭的致命缺陷了。

本书没有面面俱到地分析批判现代化存在的种种问题，而是通过提出“科技资本主义”来集中反映西方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以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集中在对“资本”的批判上，对科技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应集中对“科技与资本及其结合”的批判。通过对科技资本主义的分析，说明英国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造就了最早的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制度，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科技与资本的紧密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科技资本主义阶段，暴露出的问题已经不局限于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等方面，而是更为严峻的科技风险与科技危机，这是科技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对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化进行反思，变得极为迫切、紧要和生死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