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化的理解尽管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基本含义还是大同小异的，即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或者说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美国学者本迪克斯认为，现代化可理解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类型，它起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政治性的法国大革命，它存在于几个“先锋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进步以及继之而来的“后进社会”的变迁进程之中。罗荣渠认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相应的深刻的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指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水平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是近期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也许是合适的（何传启，2003）。本书在研究中采用上述两个定义对现代化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目前对现代化的基本理解。

当然，不同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解可以加深相应的认识。比如，关于现代化内涵的描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自18世纪末以来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过程，在那一时期，一小群西欧和北美的现代科学家开始活跃起来；（2）贫穷和欠发达国家通过诸多成功或不成功的努力来赶超或缩小与先进社会之间的距离；（3）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社会解决——通过创新和改革——新的内部问题的诸多努力（Zapf et al.，2004）。关于新现代主义（neo-modernism）的阐释是：（1）现代化是个人或集体行动的结果，它不是系统的自动发展过程；（2）不断寻求达到目标的新路径，并实现它们的价值，但是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它们的资源；（3）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基于一致意愿的过程，相反，而是现代派、保守派及旁观者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4）科学是主要的动力，但传统和宗教的力量不可低估；（5）现代化成功的普遍标准是整个社会的福利发展程度；（6）现代化的中心目标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转移；（7）现代化不是一个连续的线性过程，它有周期和倒退危机（Tiryakian，1998）31—52。

通过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也可以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1）积极适应由于变化所产生的转型过程；（2）持续扩展的生活经验，并乐于接受新知识；（3）持续的规划、推导计算，以及乐于挑战新的经历；（4）行动的可预测性，以及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5）给予技能以最高关注度，理解生产过程的基本原则；（6）以变化的态度对待血缘、家庭角色、家庭规模及宗教的作用；（7）改变消费行为，接受社会分层（Coetzee，2007）31。

现代化理论由来已久，蔚为大观。经过迪尔凯姆、韦伯、特·帕森斯、罗荣渠、何传启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对现代化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从理论上看，批评者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划分过于牵强：一大批前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贴上传统社会的标签，但同时却抹杀了这些不同的社会类型（亚细亚的、封建的、部落的）之间各不相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从实践上看，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缺陷也日益突出。“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的工业化模式，盲目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把先进的设备、豪华的饭店以及摩天大楼与现代化直接等同起来。但是特权和腐败却在加剧，经济发展畸形，国家形势严峻。因此，一批新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了。例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拉美经济学家提出的依附论，指出由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对拉美经济发展实行越来越多的限制，于是换回同等数量的工业品所需的原材料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形成了依附的格局。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化理论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期，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论，其代表作《世界体系：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经济的起源》（1974）影响最大，以致他的世界体系论形成一个新学派。按照世界体系论，世界被分为中心地区（西欧、北美）与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经济在国际分工中为中心地区提供劳动力、原材料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反复扩张与收缩的势态。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便成为世界体系论的焦点。布策克提出了比较现代化理论，其代表作为《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认为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二是为了对付内外的挑战，主张搞现代化的人上台执政，并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计划；三是进入高度现代化阶段，具体表现为高消费、都市化、受教育机会增加等（王儒佩，1987）。

这一时期兴起的历史社会学，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理论视角。主要人物和著作（含历史学）有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70）、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975）、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1979）、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9）、诺斯《经济史中的变迁与结构》（1981）、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1991）、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2003）、彭慕兰《大分流》（2000）、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2004）等。当然，这些工作各有千秋，也都存在各自的缺陷，例如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因忽视技术自我支持的持续增长特性而不能解释产业的升级换代；彭慕兰因缺乏必要的制度分析而做出误判。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历史观”是现代西方史学界实践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的动力》是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思考并涉及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理解。其观点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尽管立足点不同，后者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认识资本主义，但两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有相通之处。布罗代尔还与韦伯有不同之处，如果说韦伯展示的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布罗代尔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此外，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的研究是别具一格的。英藉德国社会学家舒马赫的成名作《小的就是美好的》，在全面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抛弃西方工业化模式，出路就在于寻找新的生产方式（王儒佩，1987，陶海洋，2007）。

现代化理论众多，但是按制度与人来区分就是两大类，从研究数量上看，按照英格尔斯的统计是20∶1，也许现在这个比例更悬殊。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研究独树一帜，也很符合一般人的理解，就是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迄今为止，除了英格尔斯之外，几乎没有理论家在人的现代化上再做文章。英格尔斯本人在发表两部关于人的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著作《人的现代化》《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之后，重点就放在国民性研究上，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似乎人的现代化理论后继无人。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这与人的现代化理论的自身局限有关，英格尔斯把人的现代化看作是制度现代化的前提，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研究。社会心理学对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是把现代化视为理解、表现和评价方式的改变过程。现代被确认为个人发挥功能的一种方式，是以某种方式行动的集合体。换言之，它是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意义而言的一种“精神气质”。就像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所说的，现代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mentality）。像这样的理解，就不同于根据制度安排给现代性下定义那样把现代性牢牢束缚在特定的时间或地区。如果现代性被确定为一种心境（a state of mind），那么同样的情况也许会存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佩利克里斯时代的希腊或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英格尔斯　等，1992）20－21。也就是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可以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但如果只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则有失偏颇。(www.daowen.com)

就目前的检索结果来看，英格尔斯提出人的现代化理论以后，学界（当然，也包括他本人）主要是基于这一理论进行经验研究，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群体的个人现代化状况进行评估，特别是大力推进对人的现代化的衡量指标和衡量方法的研究。他们所反思的问题是：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衡量个人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如何影响个人现代化的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个人现代化的多个指标（如教育等）所起的权重及关系是什么？例如，中国台湾学者杨国枢通过心理学方式对中国人的现代化状况进行研究，分析中国国民性的生成过程与影响因素。而人的现代化理论本身，目前的文献检索工作显示出其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发展和进一步创新。所以笔者提出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也是对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

笔者认为以人为出发点来研究现代化是正确的，但是不应该把它与制度研究割裂开来，仅研究人的观念、思维、价值观、素质、能力和行为方式，而不将人的因素与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是无法全面理解现代化的。应该找到一条主线，把两者有机结合为一体，而这个主线就是人的需要——人的自由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实现，这要求外在与内在的保障，法治及其制度化是人的自由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外在保障，理性与知识增长则是内在保障。笔者整合制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理论，提出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它以人的自由发展与价值实现为驱动和主线，内外条件保障及其互动为特征，外因主要是制度与文化，内因主要是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提升。理性及知识传统和法治制度正是决定英国崛起的最主要的持续性因素，也是英国人自由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内外保障。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在知识增长与法治制度增强两个方面促进英国的现代化。以人的驱动为主线也符合一般人的认识，比如，现在常讲的创新驱动就是人才驱动。人本现代化这个术语已经有人用过了，例如梁桂全提出人本现代化，认为其本质在于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财富、以物质或以人之外的客体为本位出发考察和判定现代化的本质和意义（梁桂全，2004）。显然，这与笔者提出的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简称人本现代化理论）并不相同。当然，这里仅提出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的思路，是理论初探，以后还要不断完善，但是无论如何，利用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可以更加明确导致英国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崛起的内外两方面的关键因素。

从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分析，英国通过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现代化而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健全了笔者称之为“国家人本体系（National Humanism System——NHS或称之为国家人本系统）”的体系。国家人本体系是为一国之公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和依法的政府行政服务，提供文化传统与社会保障等的国家体系，其特点是以人为本、以公民为本。其功能是满足公民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各个层次的需要。大家熟悉的国家创新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国家人本体系基础之上的体系，如果说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通过知识流动促成各参与者的网络互动与合作以实现社会经济目标，那么国家人本体系的核心则是通过法治的全面实施，为公民安居乐业、建功立业提供所必须的秩序和政府服务。法治的重要性在于，它给社会最好的：持续稳定地提供激发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秩序与回报保障，可以有效积累人力资本，实现自由迁徙与自主使用个人人力资本，而非人治社会中人力资本的依附固化，因“站错队”“跟错人”而前功尽弃、积累作废；另一方面，法治又能够遏制社会最坏的，就是遏制贪腐与专制。可以说，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与国家人本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扬善抑恶系统。英国的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法治的关键作用：没有法治传统，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及广大的英国科学家就难以长期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没有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英国就不可能有科学事业的繁荣，不可能发生科学革命；没有法治传统，英国的工人和农民就不可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长期维持高工资、高收入，也就不可能促使企业积极使用新技术代替人力从而刺激了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兴盛；没有健全的专利制度，就没有众多发明家殚精竭虑、前赴后继地进行发明创造，英国就不可能发生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

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同时强调公民的内在素质与社会制度的重要性，理性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同样重要，从长时间尺度看“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显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它不能解释公民素质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英国“国家人本体系”的建构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内外因人本现代化理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应该可以从一个新视角揭示英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当然，如果可能，这是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