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英国分子生物学崛起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环境下，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国家进步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知识的积累与扩散完成的。科学革命完成了知识与理论上的积累与突破，提升了全社会的知识存量与知识水平，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是知识的扩散与再组织，这一系列复杂的知识流动都将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同时科技发展也高度依赖现代化的国家体制。制度在为知识流动提供经济支持、人才支持、政策支持与产业支撑的同时，也塑造着知识流动的形式。反之，作为新知识的源泉及辐射中心的科技革命也影响、塑造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分子生物学革命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之一，从学科、制度、人才、科技与社会关系、组织方式等多方面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万尼瓦尔·布什在“二战”期间创建并领导了美国著名的科技研究发展局（OSRD），因此被认为是“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战后他所发起撰写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成了美国制定科学政策的“《圣经》”。

[2]即汉堡同步加速器中心，柏林哈恩-迈特纳研究所，辐射研究中心，慕尼黑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3]福利国家是英国的另一个“制度输出”案例，从《贝弗里奇报告》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再到我们熟知的北欧的福利社会体系，这些都源自《贝弗里奇报告》中福利制度的设想。

[4]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这部作品对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上的时候，失业是可能的。

[5]尼尔森在《基础科学研究的简明经济学》一文中指出，依靠市场机制来对基础研究投资，将低于社会最优配置水平。科学的不确定性、长回报率使得企业将对其望而却步，而基础研究的巨大外部性会给社会带来多种形式的效益，如产出知识、培训人才、降低搜索成本等。科学作为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用看不见的手加以干预。

[6]阿罗的《经济福利与发明活动的资源分配》提出，基础研究的产出即科学知识，具有信息的特点。科学知识作为信息，是公共物品。

[7]该报告是为了解决战争所遗留的问题而设计的——希望管理公共研究的机构从战时机构中独立出来，成立咨询理事会，也就是今天英国的研究理事会。

[8]医学研究理事会是由1913年成立的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mmittee）重组而来。20世纪后半叶研究理事会体系成为资助基础科学的最重要的国家制度设计。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成功资助（资助了30余项诺奖工作）确立了英国双重资助体系中的一个维度。一直到现在，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s UK）仍是英国的科研体系资助的两个重要公共财政来源之一（另一个为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简称HEFCE，为大学提供基金，维持基本的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能力），下属七个理事会分别是艺术及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AHRC）、生物技术及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工程及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经济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SRC）、医学研究理事会（MRC）、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科学及技术设施理事会（STFC）。

[9]NRDC是英国政府于1948年成立的，其首要目标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1981年，NRDC与国家企业委员会（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合并成立了英国技术集团（British Technology Group）。

[10]尽管其中很多工作并不是在这20年中完成的，其中有5—6项来自战前的研究基础，相当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这段时期完成的。

[11]建立之初实验室取名为德文郡物理实验室，后在麦克斯韦的建议下改名为卡文迪许实验室。德文郡公爵是卡文迪许教授的爵号，威廉·卡文迪许是第七代公爵，发现氧气和扭秤实验的是第二代德文郡公爵——享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

[12]威尔金斯，伦敦国王学院专注于DNA研究的物理学家，很早就用X射线研究DNA，并与沃森与克里克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3]迈达斯，点石成金的古希腊国王。(www.daowen.com)

[14]维沃在1932—1955年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基金（Division of Natural Sciences）的主任。

[15]鲍林，著名的量子化学家，在化学的多个领域都有过重大贡献。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1954年化学奖，1962年和平奖）。在DNA结构的探索中，由于较早地发现了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因此在对DNA的解释上具有较好的基础。他与英国的威尔金斯和沃森、克里克团队竞争，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发现DNA的奥密。

[16]兰德尔，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曾领导伦敦国王学院的生物物理实验室的工作，他的团队中有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等人，卡文迪许教授布拉格也是他的博士生导师。

[17]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英国生物学家及物理化学家，她提供的DNA衍射图谱及其他资料为DNA结构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

[18]肯德鲁，英国生物学家，与佩鲁兹在1962年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

[19]噬菌体研究小组是由不同大学的科学家在一起或者分散地研究病毒细菌即噬菌体的非正式的组织，其核心人物是德尔布吕克（MaxDelbruck，1906—1981）、卢里亚（SalvadorLuria，1912—1991）和赫尔希（AlHershey），他们于1969年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罗塞塔石碑是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发现的古石碑，上面有埃及象形文字、俗体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也被用来暗喻要解决一个谜题或困难事物的关键线索或工具。

[21]卡文迪许实验室中有很多研究生在未毕业的时候便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克里克便是其中之一。

[22]此处描写的便是科学史上一直广受诟病的一幕。

[23]布鲁姆黑德，英国生物学家，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了多年。

[24]多诺霍，美国理论物理化学家，是鲍林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1952年接受资助来到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交流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他见证了沃森与克里克建造双螺旋结构的过程，并给出了重要的支撑意见。

[25]1949年，查盖夫测定出了DNA的碱基组成，并确定了DNA的碱基配对规则，即腺嘌呤的总量与胸腺嘧啶相等，鸟嘌呤的量与胞嘧啶相等。

[26]因此一段时间里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几乎是同义词。

[27]斯平克斯，英国著名化学家、生物学家，于1976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曾任帝国化学公司（ICI）研究主任，应用研究与发展咨询理事会（Advisory Council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创立者之一，自1980年开始任应用研究与发展理事会主席。斯平克斯对英国生物技术政策的影响巨大，尤其体现在以他命名的《斯平克斯报告》（Spinks Repor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