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现代化包括科技体制现代化，为推进英国分子生物学革命以及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英国政府不断调整科技政策及其有关措施，逐步建立英国现代科技体制，这一过程可以视为科技革命与科技体制现代化关系演变的一个缩影。科学在20世纪的政治话语中，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从英国的历史来看，这源于国家角色的转变（福利国家与国家的科学）以及战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对于科学的政策共识。受到英国国内关于科技政策的讨论以及美国等国科技政策趋势的影响，战后英国确立了国家和科学的基本关系与政策。此后，经济学家还为福利国家与作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的知识之间的联系找到了合法性解释。首先，政府决定在和平时期大力协调公共资源承担的科学研究活动并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同时听取科学团体对科技未来发展规划的建议，从而进一步扩张政府支持的研发项目；其次，英国面临着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严重短缺，教育机构应迅速扩大以提高人才的供应；另外英国政府还大力促进科学与工业研究署和研究协会的发展，进一步鼓励技术应用于工业并且改善生产力和提高生产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的力量进一步彰显。在战争的威胁下，反对国家参与的自由放任思想得以松动，决策者对国家与科技关系的认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英国政府开始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建立有效资助、组织、协调科技发展与应用的管理系统，这标志着英国科技政策的形成。英国逐渐形成的公立大学与项目资助双轨并行的科技政策体制为英国创立了一种平衡的、重基础研究、鼓励卓越科学的体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分子生物学革命对英国科技体制现代化的影响就变得容易了。分子生物学革命使得英国在这个新兴的学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英国的学术传统和科研基础设施。如果仅仅为了保持分子生物学这一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当时英国已经运行的科技体制不需要太多的变革。但是如上所述，只有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才能够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分子生物学只是生物技术产业的科学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需求与竞争压力下，英国政府、科技界和产业界开始了一系列的探索。例如，开始，英国在制度设计上并未充分认识到技术发展与基础研究的非线性关系；医学研究理事会在资助分子生物学之初反对资助那些与产业目标相关的研究，认为卓越的基础研究会自发地延展为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等。在这样的理念与制度安排下，英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受到了限制。又如，科学与技术的边界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模糊”为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带来了很多麻烦。医学研究理事会（MRC）与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SERC）对生物技术的定义不同导致了其资助策略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又导致了英国20世纪80年代无法完成对生物技术的有效支持。新兴产业与技术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与传统的科学、技术不同的特征。实践出真知，到20世纪80年代，《斯平克斯报告》的发布扭转了生物技术领域的陈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随着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颁布和实施，英国现代科技体制得到确立和完善，促进了此后20年英国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尽管没有完全实现国家经济产业振兴的目标，但是相对过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升。顺应潮流的促发性因素会起到重要作用，并形成持续性的影响，甚至暂时的促发性因素会演变为持续性因素。英国现代科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及其相应的观念变革与强化，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