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英国政府对科技的重要作用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在初期，主要是在英国国防科技战略的引导下重视科技的，当时英国国防部门经费占政府研发总经费的80%。政府雇用的大批科研人员中的大部分都从事军事科技活动，尽管部分军事研发成果也不同程度地溢出到产业，但是这段时期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对工业发展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实际情况却是，即使英国战争后的科技政策不利于产业与科学的发展，这一时期英国的科学成就依然硕果累累：在战后20年的时间里，英国收获了17项诺贝尔科学奖。这段历史表明英国自由主义科学传统的重要性。英国有延续了300年的自由与包容的学术文化传统，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潮吸引了欧洲（伯纳尔等）和美国（克里克等）的大量人才来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等物理、生物化学、生物、化学、数学等一些重要实验室拥有独特的学术文化，这些文化环境十分有利于分子生物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崛起，并把这种领先地位保持到20世纪60—70年代。1962年成立的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到2003年共获得12项诺贝尔科学奖，堪称科学史上的奇迹。短期的促发性因素，有好有坏，即使是不利的促发性因素，在强大的科学传统面前，其阻碍作用也是有限的。当然，如果当时科技政策得当，英国可能会收获更多的世界级科学成果。(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