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第一个科学园，此后周围聚集了大批高科技产业群，被称为“剑桥现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世界上出现了高技术热，具体表现就是风险投资和科学园的大量涌现。1983年6月，英国应用研究与开发咨询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共同提出一个关于大学与工业联系的调查报告，认为大学与工业的联合应该得到鼓励和宣传。在政府部门的倡导下，学术界也纷纷关注科学园现象，这一时期，政策分析的范式增加了新的内容，有关大学与工业关系的著作纷纷出版发行。主要的著作有：西·昆斯的《剑桥现象——高技术企业在大学城的发展》（1985），希拉里·松曼主编的《科学园与基于技术的企业的发展》（1987），蒙克的《科学园与高技术企业的发展》（1988）。

历史昭示了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艾伦在1983年的文章中讨论了19世纪英国克利夫兰地区高炉产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间的交互作用促使知识流动，这种知识流动与信息交换能够帮助生产者建立起高度最合适的高炉（Allen，1983）。这也被艾伦称为集体发明。这种集体发明的机制在蒸汽技术时代较为普遍。罗尼格的文章讨论了兰卡郡19世纪末的棉纺织工业，工厂的密集程度达到每半英里28家，而兰卡郡的棉纺织技术到20世纪初一直世界领先，“干中学”是这里产业集群取胜的关键（Leunig，2003）。

集群的概念来自波特，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是以国内条件（如劳动力市场，知识溢出效应，供应链上的诸多企业）组成的，是内在于本土化的企业内部、企业间的联系，内在于跨组织合作与网络之中的（Porter，1990）。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生物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已经在单体克隆疫苗、基因测序等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其中英国研究中心的溢出效应成为英国生物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Cooke，2001）。

在当前的全球创新集群中，有很多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集群，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硅谷，它拥有很多对于创新非常有利的优势，集群内拥有很多便于创新、创业的支持性的机制。例如，在创新集群内很容易获得知识、技术、资本、市场以及更加容易形成合作。企业家会发现在这样的集群中很容易获得资金；风险资本家和银行家会发现很容易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新技术与市场机会的信息还可以通过集群内的机构以及非正式的网络在集群内迅速流动，其结果是集群内的企业拥有大量的资金以及产生大量的促进增长的卓有成效的创新。(www.daowen.com)

与硅谷相比，剑桥的科技企业有以下一些特点：出现的时间短，并且规模小。虽然剑桥高技术企业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剑桥现象”初期绝大部分高技术企业是1970年后出现的。并且将近三分之一的公司雇员在5人以下，而雇员超过200人的企业不到企业总数的3%。并且，剑桥也从来没有像硅谷那样产生过规模极大，也极其成功的企业。其次，剑桥的大部分企业是由当地企业家自主创办的，86%的剑桥高技术企业是英国资本投资的。这和很多高科技企业集群很不相同，以法国的索非亚·安蒂波利斯创新集群为例，尽管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该集群不仅规模不及剑桥，而且存在的高技术企业大部分都是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的结果。此外，和其他创新集群不同，剑桥高技术企业所从事的并不是专业化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而往往是从研究到设计再到开发等研发活动，即使包含生产活动，也是进行小规模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剑桥高技术企业和剑桥大学之间以及有关的研究机构之间，保持着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这种联系（李俊江，2010）。

在剑桥的生物企业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剑桥特征，它们相互依赖生存，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体系。研究表明，企业、行业内外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极大地影响了创新环境。1997年，剑桥有76个生物技术公司及研究组织，而牛津有40个生物技术相关的企业。伦敦南部的萨里有37个生物技术企业，在英国北部，苏格兰也聚集着50余个生物技术企业（Mihell et al.，1997）。

以剑桥大学科学园为首的科学园遍布英国境内，如同连接产业与学界的桥梁，将最新的科学成果高效地转化为具有特色的产品，以支撑起一个逐渐发展、庞大的科技体系。对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从两个科学家、一个实验室扩展到一个学科、一个产业以至整个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