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晚期，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新生物技术对于医药产业、农业以及工业的潜在的重要影响。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为数众多的组织开始对新的技术发展形势进行观察，思考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来应对新的技术革命。政府提议由应用研究与发展咨询理事会（Advisory Council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理事会咨询委员会（Advisory Board for Research Council）以及皇家学会组成的在斯平克斯（Alfred Spinks，1917—1982）^[27]领导下的斯平克斯工作小组（Spinks Working Party）。经历了一年的调研，工作组于1980年发布了《斯平克斯报告》（Spinks，1980），其主要措施便是由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成立英国第一家以科研为导向的生物技术企业——赛尔泰克（Celltech）。《斯平克斯报告》的影响不仅限于报告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将英国政府的关注点集中在生物技术上，不同部门联系在一起，推动了赛尔泰克公司的成立。

在1980年之前，英国政府没有对生物科技的政策支持，事实上是由于缺乏对该学科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曾经尝试建立“酶技术方案”，伦敦大学学院利用这一政策的推动而准备在这一领域做开创性的工作，但这项方案的夭折使得后来酶技术领域中的各不同学科在日益精细的科学预算中逐渐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随着1980年《斯平克斯报告》的发布，生物技术产业政策出现了转折点。该报告提醒政府与公众关注生物技术在过去20年中的主要进展，并指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机——如果政府和企业继续忽视该领域的发展，那么英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优势将会消失。斯平克斯委员会认为：“20年来，英国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一直处在领导者地位，但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正在放弃这方面的优势。因为英国没有很好地利用科学家们的基础研究。解决问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教学和科研基础需要加强；其次，应确保通过研究产生的科学理论能够通过产业促进其发展。”（Spinks，1980）

在这个阶段，像生物技术这样的新领域跨越了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研究委员会的责任分工，并且破坏了传统的对基础及应用研究的定义以及公共和私人R&D活动的区分。英国的生物技术产业中的主要问题是商业发展与基础研究之间存在鸿沟（Spinks，1980）。实际上，这也是困扰英国其他领域的创新能力薄弱的主要问题所在。

《斯平克斯报告》中绝大多数的建议是有关如何更好地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如何跨越这个发展前期的鸿沟。报告中一共有24条建议，但是列居首位的是政府该如何有效地进行部门间的协调，调查委员会认为协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条建议是有关建立英国研究委员会（UK Research Council）的，它强调了因为生物技术跨越已有的学科范畴，而一个总的研究委员会的建立可以调节不同理事会之间的沟通问题。报告中说道：“比如，德国相关观点认为研究与开发不能独自离开经济实践，而且这一理由使得政府干预产业创新成为可能。”（Spinks，1980）（英国）联合委员会希望看到工业部创建一个强大的跨部门委员会，这个跨部门委员会有责任促进工业R&D。进一步的建议是：“NEB（国家企业委员会）应与NRDC（国家研究和发展公司）合作共同研究在英国建立生物技术公司的可能性。利用一些公共基金，一个研究型的生物技术公司正在开始逐渐成型。”这条建议使得英国建立赛尔泰克公司的计划成为国家企业委员会的工作重点（Spinks，1980）。

《斯平克斯报告》一方面要将创新的主体转移到企业上，“把概念和基础科学的发现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主要责任……在于企业。英国政府的财经政策是用来提供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政府鼓励私人和企业在机遇出现时要能够把握住。”（Spinks，1980）；另一方面，也建议国家以第三方（NRDC）的形式支持产业的发展。国家企业委员会认为生物技术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发展领域，并支持建立一些小型的生物技术公司，但他们也认为，真正的商业成功必须依赖已有的化学、制药、农业等行业向生物技术转型。最初政府要做的是用研究前沿技术来创建新企业，以提高业界的认知。(www.daowen.com)

另一件促动英国政府改革的事件便是单克隆抗体事件（Monoclonal Antibody Scandal）。由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的两位科学家于1975年创建的杂交瘤技术，可以在体外培养和大量增值免疫细胞，利用了瘤细胞易于在体外无限增殖的特性，又具有抗体形成细胞的合成与分泌特异性抗体的特点。这一技术的问世使大量制备均一的单克隆抗体成为可能，LMB的米尔斯坦（Cesar Milstein）和科勒（Georges Kohler）也因此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举世公认的重大发明怎么会和羞耻联系在一起呢？

1978年美国威斯达研究所（Wistar Institute）的研究者优先申请了两个单克隆抗体专利，而英国则与“二战”后错失了青霉素的专利一样，又失去了一次科技发展带来的良机。吃一堑，没有长一智，可以说是一种羞耻。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建立生物技术企业，拥有了较强的商业化意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抱怨、愤怒和30年前不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MRC、国家研究与发展公司、科学家都在这个单克隆抗体事件出现时完成了角色的转变，而若没有外力的推动，这种转变恐怕很难完成。

对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科学家来说，科学上的优先权是他们在已有科学体制中最关注的问题，申请专利意味着要有“专利文化与意识”，同时也要做好失去优先权的准备，因为英国与美国的专利法都要求申请专利前保持其“新颖性”。对于MRC来说，该如何理顺所资助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与科学家个人、MRC、高校及各方的关系是首要问题，MRC认为研究委员会应该专心于基础研究，而企业应该抓住机会并尽全力进行研究发展，不应该由政府或所有上述研究委员会来资助企业进行研究发展。然而，MRC也承认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产业界常常很少获得有关科学发展的信息），出于这个原因MRC赞同创建赛尔泰克公司，将这个公司作为MRC与企业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