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国家科学政策与生俱来带有两个突出特点——浓厚的军事色彩和以科技为手段参与国际政治斗争，这将对战后的科技政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战后英国科技政策围绕这两个目标：第一是提高科研投入，调节机构设置，增强技术转移能力。《巴洛报告》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设置与调整政府科技管理机构，以便实现科技政策目标。报告建议：整顿政府科技管理机构；枢密大臣负责协调整理整个民用研究；各部部长协调本部门的科技工作；成立科学顾问委员会（ACSP），以取代“战时科学顾问委员会”，以便为政府、工业、大学的科技活动提供政策建议。1947年，根据巴洛委员会的建议，工党政府成立了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国防研究政策委员会。前者是对战争时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继续与发展，负责为政府民用科研活动提供政策建议，如科研拨款的分配、科技人力的配置，从而推动科技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后者负责为军事研究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另外一个组织的成立很有代表性，即国家研究与发展公司（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NRDC）^[9]。这是一个为了便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走向市场而成立的中介机构。NRDC完成了许多对研究理事会专利的转移工作，其最成功的案例是对头孢霉素的技术转移与商业化。战后第二个科技政策目标便是提高国防科技能力。英国在国防领域的投资与民用科技不平衡，冷战期间英国一直以“核战略”为先导，1952年原子弹研制成功，1957年氢弹爆炸成功，随着国防科技研发的不断加强，英国开始尝试改变军民技术的极不平衡状态。为了实现民用科技与军事科技之间的协调发展，工党政府任命在战时组织了雷达等军事仪器研究的蒂泽德（Henry Tizard）任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以一种“精妙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民用科技与军事科技的平衡”（Long et al.，1975）。但是这种依据个人能力来维持平衡的制度是不稳定的。1951年丘吉尔上台后这种“军民”共同管理的模式也瓦解了。

从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二战”期间英国研究与发展经费迅速增加。战前全国研究与发展经费比例还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0.5%，在战争中科研经费直线上升，“二战”结束后达到1%的最高点（Morell，1980）。“二战”结束后，国家科技资助规模的扩大推动了英国科技的大规模发展。战后的15年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R&D（Research & Development）经费的比率达到2.5%，公共财政投入甚至一度在R&D经费中占四分之三。研发经费如此大规模、高比例增加，在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后来也再没有发生过（见表4-2）。这种庞大的研发投入趋势是在英国国防科技战略的引导下出现的。1955—1956年，英国国防部门经费占政府研发总经费的80%，尽管一些军事研发成果也不同程度地溢出到产业，但是这段时期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对工业发展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政府雇用的大批科研人员大部分从事军事科技活动，以1953年为例，18935名科技人员中，有12130人在军事部门，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军用科研的设备条件的优越也远胜于民用设备，令参观过军用实验室的民用科学家自叹弗如（吴必康，1998）142。

表4-2　英国1949—1955年政府研发经费的分配（百万英镑）

毋庸置疑，英国的科技发展的国防战略导向与冷战初期的国际局势紧密相关，英国的国防政策仍是在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做准备，并且英国追求的是与美国、苏联平起平坐。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英国在“重国防轻民用”的道路上一直走到20世纪60年代初，到了1956年全国R&D经费的90%集中在防务、原子能和航空三大项目上（Long et al.，1975）。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科技政策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对于科技发展的协调与管理也逐渐成为两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不改变国防科技战略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建立科技协调管理机构来缓解军事科技与民用科技之间的资源矛盾。1959年，英国设立了科学部部长，希望通过这一职位的设置来解决这种矛盾，协调各部门的科研经费。英国形成了战后的第一个科学政策体制（如图4－1）。

图4-1　1959—1965年英国科技体制模型

在战后近20年的时间中，英国政府仍然怀揣着一种超级大国的梦想，采取一种军备对抗的冷战思维模式来组织其科学技术活动，其科技政策是试图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整个科技发展中进行全面竞争，为此英国的R&D经费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英国的大部分科技经费用于军事，导致英国科技政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愿放弃现有的国防科技政策，又无力给民用科技以大量的资助，其代价是牺牲民用工业与经济发展。30多年后，一位英国学者直率地写道：“英国是怀抱着实际上已消逝的辉煌帝国梦进入战后时代，这种对英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家财力的误解，也反映在科学的结构和资助中。”

1964年，面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国防花费达到顶点，以哈罗德·威尔逊为首的工党政府着手开展第二次“重建”计划，国家的重心也因此开始由军事向经济方面转移。1964年工党上台后，其提出的“技术白热化”问题成了英国“现代化”的纲领和宪章，英国政府由对军事科技的关注转移到了工业科技竞争力上来。《科学技术法》就是在这样的战略目标中形成的。《科学技术法》撤销了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科学与工业研究署，组建技术部，接管科学与工业研究署对民用科学研究的职责，同时，技术部的使命为引导和刺激国家科技政策朝着有利于先进技术推广和新型工业生产的方向发展，提倡“技术是为了利润”的口号。

威尔逊首相认为“英国的成功，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我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保障不是依靠财政手段，而是依靠实在的物质基础……因此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尤为重要。在工业化的时代里，我们要给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更多的从事高职位的机会”。工党执政后开始将科技政策的重点转向民用研究与开发，主要措施是撤销一些大的军事研究项目，削减军用研发经费，增加民用研究与开发经费，并大幅度改组政府科技管理机构等。威尔逊政府取消了诸如P1154战斗机、HS681喷气式运输机等军事研发项目，取消向美国订购新的“北极星”核潜艇，原子能计划也被削减（吴必康，1998）169。

表4-3　20世纪60—70年代R&D经费比率

续表

虽然很多报告都指出了英国科技投入的严重不平衡（见表4-3），但直到1965年工党政府颁布了《科学技术法》，英国政府才将工业科技政策的战略目标付诸实践。然而英国在国防科技时代却使得科学与产业的发展严重脱节，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英国政治学家尼克·特拉索指出，当英国与其他超级大国进行武器竞赛的时候，德国与日本抓住了一个又一个被英国放弃的钢、造船、机械等市场，扩张工业能力和分担失业压力（Tiratsoo et al.，1998）。甚至有人评价保守党执政的13年为荒废的13年，保守党政府不但没有制定切实有效的推动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而且由于对科学技术作用的漠视，导致工党政府时期利用科技推动英国工业发展的努力半途而废，失去了英国工业现代化的机会。(www.daowen.com)

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使用理想模型指导科学研究与发展，即认为科学与国家经济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线性模型”（Linear Model）（Rosenberg，1991）。“二战”之后到1970年左右，英国政府一直信守的是这样一种科学发展规律，从而制定了相关的科学发展政策。在这一时期政府成功地将科学与国家的安全富足联系在一起，几届政府的共识是为科学及其管理投入都必将转化成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战后的几年中，政府不断努力地提高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数量，但是到了70年代初，人们却发现英国面临着“智力外流”（Brian-drain）的巨大压力，政府培养出来的许多专家都移民到美国或者其他一些海外国家。1960年左右，科学与技术已经被看作是实现现代化、解决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以及经济衰退等问题的法宝（Wikie，1991）。但是到了1970年，由于英国经济指标的不断下滑（见表4-4），科学的收益迟迟未能兑现，对于科学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

表4-4　五国GDP对照表（1952—1977）（10亿美元）（Kenney，1983）

此前的科技政策研究都没有注意到的现象是，即使英国在战争后的科技政策不利于产业与科学的发展，但在英国不断高涨的科研经费的支持下，这一时期的英国的科学成就依然是耀眼的：英国在战后20年的时间中收获了17项诺贝尔科学奖（见表4-5）^[10]，英国独立研制了原子弹和氢弹、世界上第一个核能发电装置、第一台商用计算机、第一条气垫船等。我们又该怎样解释英国科学在战后取得的成就呢？是英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依旧保持的科学传统与科学自治精神在发挥作用，还是英国新的科技制度支撑了这些研究的开展？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们期待通过研究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过程的案例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表4-5　战后20年间英国收获的17项诺贝尔奖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