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科技管理体制的雏形在“一战”期间便已逐步建立，“二战”前英国的双重科研资助体系便已建立。1916年，为了应对“一战”带来的制造业能力下降，英国成立了国家与工业研究部（DSIR），以促进政府对科学以及工业政策进行改革。1918年，霍尔丹勋爵（Lord Haldane）在关于政府机构的报告^[7]中提出了霍尔丹原则（Haldane Principle），确立了英国的科学研究经费分配法则，即“研究经费应该花落谁家是研究者说了算的，而不是政客”。此后很长时间，霍尔丹原则一直主导着英国政府的研究投入策略，也被形容为英国科学共同体保持自治并不断保持较高创造力的保护伞。1919年，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成立，以确保英国的大学的正常运转，考察大学在经费上的需求并向英国财政部上交提案。一直到1990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一直履行着其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构成了英国科研资助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来源之一。

在霍尔丹原则的倡导下，1920年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8]的成立标志着政府直接资助（而非对大学、教育委员会的投入）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在战争期间，医学研究理事会一直持续地资助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1945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钱恩（Ernst Chain，1906—1979）和弗洛里（Howard Florey，1898—1968）因发现青霉素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早在1929年弗莱明就发现了青霉素的抗菌作用，但是直到“二战”期间，在医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钱恩和弗洛里才使青霉素得到纯化，达到药物标准，并证明该药有高效、广谱的抗细菌感染作用，使得这一研究成果快速地转化为战争中的制胜法宝。此外，医学研究理事会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资助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以及伦敦国王学院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并促成了沃森和克里克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战前，英国政府还成立了农业研究理事会（Agricultural Research Council）（1931）以支持英国的与农业相关的研究。研究理事会体制在成立之初便受到皇家宪章（Royal Chart）的保护，它并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由于受到霍尔丹原则的保护，各个委员会的经费的分配都由科学家群体决定，因此研究理事会在20世纪英国的科学与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边界组织（Boundary Organization）的角色，一方面保护着科学家的自主性，同时又保持着国家对于研究方向的一定控制能力。(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