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二战”之后英国的科学政策重心经历了几次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这段时间称为后战争时代（Postwar Period）（Chadarevian，2002），经过战争洗礼，政府对于科学的投入不断增长，同时整个社会对于科学的信心与认可也不断增强。如果再细致考察的话，英国在战后的第一个20年的科技发展阶段的重心集中在国防科技上，军用与民用科技的投入极不平衡；然而军事项目的接连失败，以及工业实力的衰退，使得威尔逊首相执政（1964）与《科学技术法》（1965）的颁布成为英国科技政策重心转向的标志，国防科研开始向民用研发转移。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长期陷入“停停走走”的所谓“英国病”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标志着英国国家科技政策由工业科技政策过渡到强调创新的政策，并在制度安排上做了相应的调整。到了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的一项措施就是削减政府公共开支，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加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科学政策将一种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创新的模式改变为一种“市场拉动模式”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正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席科学顾问所强调的：“英国所需的是更好地调动自己的发明与创新资源，科技投资应该远离那些科学上的‘孤芳自赏’，我们要把重点集中在国家需要的重点领域，研究的价值应依据其潜在的经济价值来确定（Scottram，1993）。”这些思想左右着英国国家科研资助重点领域的选择以及第二阶段的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