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科技作用的全面彰显坚定了战后英国推行国家科技政策和全面建设国家科技体制的决心，科学技术成为各国重振国家经济和提升国家实力的战略重点。战后的20年是国家科学体系与制度不断建立与发展的阶段：在美国，万尼瓦尔·布什发表了著名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描绘出美国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模式的蓝图，并将科学作为一种国家事业推到了“舞台的中心”（Bush，1945）；在德国，科技政策的重点是恢复教育与科研体制，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相继建立四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中心^[2]，目的在于使科技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在法国，科技研究委员会在战后得以成立，此后的戴高乐政权创立了科技研究部际委员会，科技与国家利益不断绑定。战后英国也将国家的战略重点放在科技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为国家服务”的科技事业上，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战后的经济重振过程中，英国选择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道路，即福利国家^[3]的道路。工党政府在“二战”结束前便赢得了大选，迫使英国的战时领袖丘吉尔下台。其实，保守党的失败并非偶然，丘吉尔的远见卓识在战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却没有觉察出国情的变化，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未来，憧憬着战后的“新英国”。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4]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书否定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应该用国家干预办法刺激消费，促进生产以达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也成为战后英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经济及国家政策的基石。凯恩斯也因此被称为“战后繁荣之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战后政府的政策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从一个层面影响了国家科技体制的建设。

对于“新英国”的描述最早出现在1942年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中，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保障体系，它为英国描绘的蓝图是建设“福利国家”之路。这个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思想：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即所有公民不论其职业为何，都应被覆盖以预防社会风险；统一性原则（Unity），即建立大一统的福利行政管理机构；均一性原则（Uniformity），即每一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状况，获得资助。在福利国家中，所有的英国人——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从摇篮到坟墓”——都有权享受社会福利制度的保护，永不受贫穷疾病之苦（钱乘旦　等，2007）。然而对于任何社会理论而言，其发展都是因为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英国也不例外。(www.daowen.com)

“二战”期间人们对国家干预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种“平等分享”的精神在战争期间让百姓受益，比如定量平等供应防毒面具等必要供给，还有一些为应战准备的疏散活动使得英国不同的阶层第一次有了交会。并且，战争结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不仅实现了全面就业，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因此，战争期间尽管物资匮乏，但是人民的平均营养水平反而提高了。平均主义激发了人们对于社会规划的理想，也就是对于“新英国”的向往（Morgan，2000）。在这样的憧憬中，工党的竞选宣言便是在英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要求政府接受《贝弗里奇报告》，并因此获得了选民的支持。战争让人们相信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干预并组织一个正常运转而有效的经济机器，完成其福利国家与经济发展的承诺。

因此，战后20年间，英国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即充分就业、福利国家和国有化。在福利国家和国有化的浪潮下，科学与国家的关系也顺其自然地完成了联姻。我们熟知的“赢得了战争”的雷达和“结束了战争”的原子弹就是“二战”中的杰出的科研成就，因此战后英国政府大规模投资科学也是基于科学与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冷战时期，国防科技投入的高涨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一定时期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性与发展的规模及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