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进行了包括议会改革、文官制度改革、军事改革、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在此背景下，1870年一批科学家公开提出“科学改革”的声明，这标志着科学改革运动的开始。在科学改革运动中，改革派与反对派围绕英国“科学教育和科学进步皇家委员会”所提交的8份调查报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其争论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待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基本政策，关系到英国科技发展模式和科技政策的形成。此时，德国和美国都加强了国家对科技的管理，英国的科学改革运动正逢其时，关系到英国是否能在新一轮的国家角逐中把握历史时机。遗憾的是这场历时30余年的争论，最后以反对派的胜利而告终。反对派的观点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出于自由放任思想，反对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干预；二是认为科技是个人事业，而无需国家大力支持。这些观点集中反映了当时英国决策者没有产生要求改变现有科技发展模式的思想意识（吴波，2009）。政府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傲慢与偏见”使得英国错失了科学发展的良机，并自此出现了经济的相对衰落（吴必康，1998）215。

直到“一战”期间，由于与德国的紧张关系使得一些重要物资及商品的进口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满足战争必需的物资和生产需要，英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并逐步重视科学与国家进步之间的关系。英国教育大臣向议会提出了《科学与工业研究的组织与发展计划》，指出：“如果我们要提高或维持我国的工业地位，就必须将科学与工业研究的发展确立为国家目标（Poole et al.，1969）65。”1916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科学与产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目的在于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制造业的快速增长（Varcoe，1974）。伴随着医学研究理事会（MRC）和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的成立，英国的现代科技管理机制的雏形在“一战”期间初步建立，然而这种关系并不是稳固的、制度化的。“二战”结束后，有人将英国比作“荒岛上的鲁滨逊”（Mond，1928），其战前的财富和金融地位已经丧失，工业遭受严重破坏，必须依靠人力来重建英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在一切人之中，我们必须向之求助的人正是科学家”（Poole et al.，1969）。1945年，工党政府任命了巴罗爵士并成立了未来科学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Future Science Policy），委员会的报告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科学与国家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许多科学家已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做出了类似的努力），“二战”后英国国家科学体制的建设全面启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