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带着工业革命中积累的巨大财富进入了20世纪。经济史学家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归功于技术革新、资源、技术工人、市场经济与全球贸易等几个因素的叠加作用（Harley，2014）。在纺织与钢铁工业中，英国的技术先发优势使英国产品保持较高技术水平与价格优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出口的纺织品仍控制着国际市场（Fremdling，1997）。然而，19世纪末，技术革新在德国、美国发生，新的产业技术已经从纺织业、冶金等重工业逐步转移到更“轻”的电力工业以及化学制药产业等领域，英国的先发优势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反而成为负担和阻碍。英国的竞争力在20世纪不断下降，其人均GDP与美国的比值从1913年的0.93降低到1979年的0.7（Craft，2014）。

许多学者将英国20世纪的“衰退”归咎于国家科技与创新体系的缺陷（Edgerton，1996）。这种“衰退”或许只是与美国竞争比较中产生的假象，毕竟英国人在这一百年中获得了一百余个诺贝尔奖，然而欧盟创新计分牌（Europe Innovation Scoreboard）显示出，英国已经逐渐在创新能力上排在瑞典、芬兰、德国以及丹麦之后。一些学者认为政党的思想意识对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影响，由于保守主义思想的羁绊，执政党长期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结果对社会、经济的变化没有做出及时的政策（包括科技政策）调整，这是导致英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吴波，2007）。

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二战”后，科技进步与国家安全、社会发展与人民健康等许多问题绑在一起，这就使得我们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国家进步关系的评价变得越来越困难。科学革命如何与国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关系是怎样的？哪些制度在这一复杂的关系中起到了作用？(www.daowen.com)

在本章中，我们将关注英国的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英国在生命科学领域有许多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的科学家，在历史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其中包括DNA结构的发现（1953），单克隆抗体的建立（1975），DNA指纹图谱的发明（1984）等。进入20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国家进步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视科研投入，另一方面，基础研究转化为产品的速度随着创新环境的改良而不断加快。同时，科学与技术的边界逐渐模糊，比如该怎样定义“生物技术”，这一问题引发了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讨论。其次，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除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伦理与价值判断都通过市场机制或国家政策对科技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英国的语境中讨论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将有益于加深我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解，更好地回答科技革命与国家进步关系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