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英国第一代大工业家之中，基本上没有依靠自己的发明而创造出大工业的人，例如，阿克莱特、哈格里夫斯和卡特赖特等人并未建立起大型工业企业。阿什顿强调了许多发明涉及以前两种或多种独立的想法或工艺，发明者在脑海中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相对复杂和有效的机制。例如克隆普顿把珍妮纺纱机的原理与水力纺纱机的原理结合起来制造出骡机……兰德斯强调了工业革命中机械工、铁匠、技工和切割工的高超技艺：这些人的理论知识令人惊讶，一些大字不识的修补匠简直成了历史神话。甚至普通技工常常是不错的算术家，懂得几何、测量和计算，有的人还具备丰富的应用数学知识。他们还能计算速率、强度和功率，画平面图和剖面图。

在18世纪的英国，科学向促进工业革命的工匠和企业家扩散的途径已经比较畅通。除了科学教育和书籍报纸之外，公众讲座机制或巡回讲座是18世纪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巡回讲座在生产制造圈之内众所周知。韦奇伍德将自己的工厂作为实验场所，他与化学和机械学讲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例如莱维斯（William Lewis）和丁威迪（James Dinwiddie）。苏格兰的机械学讲师丁威迪在英国旅行传授机械学方面的课程，并表现出对制造业相关话题的兴趣，例如，水车的速度，最高效率和最准确的钟摆钟表，滑轮的最佳应用，工厂作业中的摩擦力，泵抽水的最佳方式等。

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当地报纸显示，巡回讲师也曾频繁到访这些城市。例如，在布里斯托尔，所有知名的讲师都曾经在这里开设讲座。

工业革命早期，几乎所有工程师和技术专家都曾经与来自伦敦的科学界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一起工作过。《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中这样描述工匠的教育情况：(www.daowen.com)

马森和埃里克·罗宾逊所进行的最新而重要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幅18世纪下半期兰开普动员和培训技术工人的生动画面——从遥远的伦敦和苏格兰引进工匠，并且利用其固有的大量熟练劳动力，将工匠变为风车木匠和车床工，将铁匠变为铸造厂工人，将钟表匠变成车床和模具切削工。更为惊人的是这些人的理论知识，总起来看，他们并不是毫无知识的补修匠人。如同费尔贝恩所指出的，甚至最普通的风车木匠，通常也是“一个相当棒的数学家，知道一些几何、水平仪以及测量方面的知识，有时候他还拥有相当丰富的应用数学知识。他可以计算出机器的速率、能量与功率；可以画出计划图和分图……”。这些“优异成就和智力成果”大多反映出这一时期在诸如曼彻斯特这样的新兴城市中技术教育设施是非常丰富的，从迪赛特（Dissenter）^[1]的学院和学术团体到地方性学术机构和访问学者，办有夜班的数学与商业学校，以及各种实用手册、期刊以及百科全书的广泛传播等，应有尽有（哈巴库克，2002）279－280。

在工业革命快速扩展的一些城市中心，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合发展迅猛。就如阿什顿教授所指出的，在伯明翰“在实验室和车间之间的来来往往非常频繁，而且一些人，如瓦特、韦奇伍德、雷诺兹和凯尔，在对方的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和一些科学家的经常交流，如达尔文、埃奇沃思（Richard Lovell Edgeworth）和普里斯特利。历史上从未有过像月光社等科学学会这样的纯科学和先进工业之间的有益融合。

斯米顿担任当时欧洲最大的铸铁生产厂卡伦炼铁厂的顾问工程师。1769年，卡伦一号制造出第一个铸铁水车轮轴。1778年，铸铁传动装置被用于德普特夫的布鲁克磨房（Brook Mill），随后被大量使用。斯米顿的工作和一生充分证明了设计师、顾问和企业家多种身份卓有成效的相互影响，也成为英国新兴工业部门的一个特征。同时表明，在当时的英国，对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来说，科学和技术的区分并不重要，他们娴熟地游走于工厂、建筑工地和实验室之间。斯米顿因为他的两篇论文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以认可他做出的大量实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