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有着创世的教义，认为自然与人都是上帝的杰作，因此，创世存在着可理解性（斯图尔特，2007）67。这使得基督教徒们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占据了一个可以凭借理性去理解自然的逻辑起点和认知制高点。这一点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现代科学的起点。

宗教改革运动于16世纪与科学革命几乎同时爆发，它是中世纪以来一系列根深蒂固的矛盾的激化和各方面社会条件的成熟共同作用的结果。宗教改革的爆发动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神权政治，确立了新教在基督教会与世俗世界中的权威和地位。从中衍生出的新教思想与文化内涵中所强调的自由、务实、尚知，在无心之间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营造了一种宽松有利的社会氛围，比如新教对《圣经》解释权的重新界定，就否定了天主教所规定的仅以教会权威的阐释来理解《圣经》的专断制度，而认为每个教徒当有权利在圣灵的引导下依据自己的信仰对经文内容做出诠释，这无疑为科学活动探索有关“违背”《圣经》教义的自然现实提供了极大的理性宽容与行为便利。

在英国，清教在科学的崛起上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仍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我们完全能够在历史中找到一些事实。比如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哈特莱博圈子（Hartlib Circle）便是以新教为准则，汇聚众多自然哲学家形成的通信与交流网络。那么清教伦理的精神又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的呢？

默顿总结了清教伦理的几个精神气质：“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勤奋与刻苦是颂扬上帝的一种方法；神佑理性，因为人被上帝所选中而拥有理性，理性具有一种严峻的权威性。正因此，科学成为通向某种宗教目标的手段。(www.daowen.com)

新教伦理渗透在科学领域中，并在科学家对待科学工作的态度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清教推崇颂扬上帝，而赞颂自然界的伟大创造者的第一步便是了解“上帝的壮观和人性之善”（Boyle，1664）22。世俗活动和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增进了人性至善。关于自然的实验研究，是促使人们崇拜上帝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默顿，2007）124。清教精神的第二个主导信念就是把社会福利，即为多数人的善行指定为一个必须牢记在心的目标。科学的这种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的力量，除了本身的纯属世俗的价值以外，在耶稣基督的救世福音教义来看，是一种善的力量。波义耳在他的临终遗嘱中反映出这种态度，他祝愿皇家学会会员“在其值得称赞的致力于发现上帝杰作的真实本性的工作中，取得快乐成功；祝愿他们以及其他所有自然真理的研究者们热诚地用他们的成就去颂扬那伟大的自然创造者，并造福于人类”（默顿，2007）127。像在培根那里一样，实验科学在波义耳看来，本身就是一项宗教事业（Burtt，1927）188。

清教主义价值观中的各方基本要素似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化、连贯性的作用链，它们相互论证、相互引导，在这过程中，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提升至一个较高的情感关怀度，而与之密切关联的另一文化形态——科学随之得到了发展。功利主义讲求能够带来一定社会效果的、对现世有利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效应，而与这种要求契合最好并且能在最大限度上对其开展应用性指导的工具便是科学，这就为推进科学发展提供了宗教教义性质的理论支持。此外，这一时期对理性主义的强调则区别于中世纪纯粹思辨的高度化理性，它是立足于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理性，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当然，与中世纪的神学发展要求类似的是，两者都表现出了对理性的吁求，虽然理性化的程度不同，但都认为对理性的运用有助于对神学问题和上帝的理解，其心理情感基础是一致的。这又会像中世纪晚期理性神学与自然哲学最终交融在一起那样，产生宗教与科学的碰触，新教的理性主义逐渐向科学迈进。

于是，在功利主义的现实价值及实践意义和理性主义的实际效用的共同刺激下，镶嵌于清教文化体系中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鼓励与拓展，这充分体现了清教徒对教育的渴求。此时教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课程的设置，承载着对理性的偏爱和对经验的重视，数学与物理学占据了学科的主导性地位，从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对中世纪经院式教学中单纯的理性分析与弗朗西斯·培根所建立的经验主义的补充与中和，而这种整合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早期科学发展的内在特性，这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运动与科学活动彼此汇合的结果体现。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数学与物理学取得的长足进步，相关科学领域内收获的成就也越发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