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新教给人们的日常事务和物质繁荣抹上了一层正当的宗教光辉,促进信仰新教的英格兰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宗教对于西方独特的富强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戈德斯通所说,西方宗教与东方宗教在总体上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宗教更积极,更加关注自然的改造,因而促使其信徒不断探险、索取,追求物质方面的进步;东方宗教相对而言更加消极,强调顺应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且疏于传播他们的信仰,使得信徒逐渐形成超然的、神秘的、内敛的态度,从而导致了大量文艺作品以及道德争论的产生,东方宗教因此对增加产出水平、促进物质水平进步没有什么作用(戈德斯通,2010)。马克斯·韦伯也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加尔文派的伦理观念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加尔文派的教义学和神学实践中更是包含了很多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从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以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韦伯发现,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职业观念与新教伦理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一般而言,宗教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禁欲,新教的禁欲主义体现为“入世”的特征,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以证明自己是上帝救赎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基础之上,“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韦伯,1987)138-139。”这样,虔诚的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的商业营利意识可以无冲突且十分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1987)46。韦伯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性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1987)47。施莱弗尔等人的经验研究表明,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政治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杨小凯,2004)。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岛,经过四五百年发展起来的。
新教改革阻止了可能建立起来的沉闷的欧洲帝国。宗教改革使得西欧分裂为两大对抗性的宗教阵营:以荷兰、英格兰、瑞典、勃兰登堡为代表的新教阵营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阵营。这些国家在对抗中形成了一种平衡,正是这种平衡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产生。持有不同信仰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www.daowen.com)
清教运动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又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与转换、关于国家政权形式和政治特性的斗争。复辟之后,斯图亚特将所有空位时期的法条都废除。复辟时期反对共和主义、反对民主——这些政治倾向对大学也产生了影响(韦伯,1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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