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民族主义与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已经在英格兰出现（Greenfeld，2001）2。服务于一个民族的说法在民众中流行，他们认为英格兰不仅仅是一个王室的财产，更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这样的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有类似之处，不过它并不是对外国思想的简单复制。从地图上看，英国与西欧大陆隔海相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历史上，罗马人渡海来到这里建立过行省，基督教传入这里开辟了信仰的荒原，英国与西欧大陆一同走过历史发展的每一道轨迹。

英国与欧洲的文化联系从诺曼征服开始变得常态化，而欧洲文艺复兴的浪潮通过法国、西班牙，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的人与知识的交互作用，席卷而来。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时间相较于西欧各地则稍晚。

12世纪巴黎大学的诞生吸引更多的欧洲学者向巴黎聚集，英国经历了两次法国化之后，与法国的文化联系十分紧密，导致这一时期许多学者来到巴黎求学。虽然英国也不乏各种规模的学校，但却只教授基础的文法教育，并不能满足那些既有雄心壮志又有学习能力的学生。因此，自诺曼征服到12世纪末，英国学者只要有实力出国就绝不会留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并且，他们多数人会选择前往博洛尼亚和巴黎（Southern，1984）2－3。巴黎的学科优势及学科建设的周全吸引了英国学者，1310年之前的英国杰出的神学家或者文科老师，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在巴黎学习的经历（吉晶，2011）。1169年，亨利二世因与法王路易七世的政治争端，将在巴黎大学的数百位学者召回国，并把他们安排在牛津大学，这直接促进了牛津大学的发展。这些英国学者从巴黎大学带来了章程与教学理念，因此牛津大学被很多人认为是巴黎大学的子大学，而剑桥大学的成立也与牛津大学有着重要联系。教育理念、神学与新的人文思想从欧洲大陆的传入，加之英国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得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很快崛起成为欧洲新的学术中心。16世纪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掀起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的人文主义高潮。牛津大学有过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受到伊拉斯谟相当大的影响，初期的主要活动是研读意大利早期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著名的代表有威廉·拉提玛、托马斯，特别是约翰·科雷特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是欧洲思想界一道影响深远的亮丽风景，为革新中世纪经院哲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发端于15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学院关于生命、爱和艺术本质的哲学探讨，费奇诺和米朗多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郭方云，2008）。他们调和启蒙主义和旧的经院哲学之间的分歧，强调对理性、至善、美和爱的理想与追求，由此产生的柏拉图主义智慧之火具有燎原之势，慢慢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扩散。在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经历了漫长的英国化进程。频繁的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纽带作用，信息传播的渠道主要是留学意大利和出访英国两个方面，同时柏拉图主义也经过第三方，比如荷兰，传入英国，并结合本土的哲学、宗教和政治等思潮，逐渐形成了具有英国风貌的柏拉图传统。牛津大学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匪浅，大量意大利书籍被搬入图书馆，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一系列学术交流、积累与探讨中，得到蓬勃发展。同时，英国皇室，尤其是亨利八世时期大力支持希腊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被认为传承了柏拉图《理想国》的衣钵。约翰·迪是伊丽莎白时期重要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相信数是万物的基石和知识的钥匙，艺术不是远离真理和理性的幻象，而是植根于真理之中。他认为，在数学的协助下艺术可以科学化，进而通达可理解的世界。约翰·迪对数的强调，极大地影响了英国16、17世纪的文化与哲学。(www.daowen.com)

随着17世纪的到来，英国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互动的过程中，萌发出具有英国特征的人文主义，英国的科学与哲学开始了新的纪元。以实验和数学公式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框架与新柏拉图主义存在着张力，然而，如果说由欧洲传来的人文主义之火点亮了英国也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