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理与资源禀赋

土地养育了一个民族，同时也推动或制约了民族的发展。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国人具有岛国居民的特性：他们生活在四面环海的岛屿上，英国的总面积仅244200平方千米，东临北海，西、北面对大西洋，南面是英吉利海峡，英国内陆离海洋最远处也不过75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千米），与法国隔海相望。在冰河世纪前，英伦三岛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冰川的侵蚀冲击形成了英吉利海峡与英国曲折的海岸线。大西洋的暖流也因此得以缓缓包裹住这个岛国，温暖了空气，提升了水温，使不列颠的气候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都要宜人。浅水、暖流、深湾共同构成了远古时代养育不列颠人的天赋资源（钱乘旦　等，2007）。远古时代地理和气候的变化还造就了英国的众多河流，使得这个岛国拥有令人惊异的细密河流网络。在温暖的环境下生长的大片森林，其遗骸在自然的力量下形成了丰富的煤矿储藏，成为日后英国产业革命的能源基础。

英国地势北高南低，尤其是英格兰南部的土地是十分适合农牧活动的沃土。因此，英国低地区域的农业生产效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占领一方面是为了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则是垂涎这个海岛上的谷物、土地和牛羊。罗马人带来了以“罗马大道”联结的城镇体系，以及以城镇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同时，还建立起以农庄（vill）为基础的农业中心，这也是英格兰后期乡村文化与乡绅政治的开端。

2.岛国的独立与民族意识

“神圣罗马帝国”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无法克服的障碍，但对英国的影响不甚严重。地理位置使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多少具备某种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特性。英国与欧洲教廷的关系塑造了其17世纪以后的历史，受到了英国逐渐形成的自由、法治的社会氛围的影响。走向民族国家的表现之一便是英格兰教会的世俗性继续增强（钱乘旦　等，2007）。

中世纪教会产生了两位教皇，大分裂导致西方出现了两个教会，他们彼此疏远，也造成了教皇威望的黯然失色。而正在此时，各国也逐渐认识到本国的教会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和自治权。英国的历史上，小教堂一般都是庄园主自建的宗教场所，从某种意义上教区神父与小教堂是庄园主的私产。而这些相对自由的农庄与城市更不愿意接受来自罗马教廷的拉丁文的生疏的教义，英国逐渐产生反教皇的民族主义情绪，直到16世纪初，亨利八世宣布与罗马教廷决裂，实行宗教改革，这导致英国成为完全的民族国家。英国在欧洲所拥有的特殊的地理、文化与宗教位置是形成其民族主义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为其日后的国家崛起做好了准备。

自古以来英国在文化上就自成一体，它受大陆的影响相对较少。从历史上看，古代的希腊、罗马对英国的影响也较小，罗马对英国是外来的“入侵者”，而对于欧洲大陆则是“本土”的统治者。这种独立发展造成了英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较早便有了“英国人”“英格兰民族”观念。在1300年前后，英国文学作品中开始使用“英格兰民族”一词。之后，在1336年，英国官方文书中也开始使用“英格兰民族”一词（Cuttino，1985）。而同时代的法国人、德国人并不在意自己是哪国人，只认为自己是教皇或皇帝的臣民。

在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而解除西班牙的威胁后，英国人一度较少介入欧洲大陆的事务。英国人像当时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也在创建自己的民族文化。整个西欧的各种民族语言一方面逐渐取代了国际通用的拉丁语，另一方面也逐渐取代了地方方言，变成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有效工具（Ammon，2001）。

从15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开始利用印刷机复制各种会议文件，都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也更倾向于用英语颁布法案，原因在于这样便可影响更多识字的人。16世纪初，英文版的《圣经》（廷代尔，詹姆斯钦定）大批量印刷，英国人开始普遍使用英语（Ammon，2001）。在文化上，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和马洛（1564—1593）将世俗生活浓缩在形形色色的戏剧角色上，英国迎来了文化的迅猛发展。莎士比亚等人通过英语和古英语词汇展现出他们有关人生的思考，内容丰富，洞察力强，敏锐深刻，措辞严谨、绚丽。英国人开始为自己的语言带来的英伦文化感到自豪。此后，英国人从未全然拜倒在法国的标准之下，没有像其他民族一样，被路易十四时代的灿烂文化弄得眼花缭乱或是目瞪口呆（帕尔默，2010）。(www.daowen.com)

地缘因素使得英国较早就有着天然国界，这使得英国极容易保持独立，发达的航海技术又避免了岛国常出现的孤立、封闭和停滞。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在若干次的征服与被征服中逐渐凝聚，在其领土内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制度创建。

3.海权与战争

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21英里，海洋的便利和屏障作用同在。英国以海洋作为分隔与纽带，这使得英国极容易保持独立，又避免了岛国常出现的孤立、封闭和停滞。

文明发展的早期，海岛的地理特征带来更多的则是侵略与占领。罗马帝国的瓦解给了来自日耳曼的雇佣兵以及丹麦的盎格鲁人机会，他们在公元5世纪逐渐占领了不列颠，在公元650年建立了多个蛮族王国，不列颠进入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同时，宗教与文化随着军事征战，传入了这片土地。基督教是在公元2世纪传到不列颠的，一直到6世纪，基督教在英格兰才站稳脚跟，也是在基督教的作用下，盎格鲁-撒克逊的军事首领拥有了王的地位。公元9世纪，威塞克斯王埃格伯特（803—839年在位）统一了不列颠，英格兰的王权社会逐步建立。1066年，法国封建主诺曼公爵入侵英国，开始了诺曼王朝对英国的统治。同时，诺曼人的入侵刺激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国意识”，普通人始终将法国人视为外国人，并把法语视为外国人的标志。战争与文明的激烈冲突为英国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将英国在商业、宗教、文化方面与欧洲大陆联系在一起（Hornstein，1991），同时与诺曼人长期的抗争孕育了英国人的民族意识。

然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总是若即若离。法国南部的小块土地的争端引发了持续一百多年的英法战争（1337—1453），在这场战争中，王室不断提高赋税以支持战争，而这一方面哺育了民众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贵族的势力由于国王对于战时经费的需求也不断增强。战争以英国的失败而告终，英格兰从此退出了“欧洲”，法兰西则在百年战争中走向了统一（帕尔默，2010）。百年战争和随后的玫瑰战争摧毁了英国的贵族势力和封建体制，为君主的高度中央集权铺平了道路。1485年亨利七世结束了玫瑰战争，建立了都铎王朝，近代政治模式由此出现。具有英国民族特征的统治机制得以加强，英格兰诸王比欧洲其他任何君主都享有更稳定广泛的统治权，由“贤人会议”（Witenagemot）不断演变而来的议会在政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既得到了对英格兰的征税权，又是全国的最高法院，并在法律制定和修订上拥有最高权力。“王在法下”以及议会制度的制约使得英国的治理模式与欧陆大多数国家差异很大。

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成就了战争（Tilly，1975）42。16世纪的宗教冲突激发了诸多战争，欧洲逐渐分割成不同的教区。荷兰的“联合诸省共和国”（Republic of United Province）在1581年成立，该国的工业、贸易以及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其取代了西班牙成为贸易大国。德国与法国深受宗教斗争之苦，而英国则因为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1547年在位）在16世纪之初便与教廷决裂，成立英格兰国教而得以避免了大规模的新旧教的冲突。

英格兰人在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上与其他民族发生了对抗，经常是兵戎相见，这些对抗是民族性和英国人自我意识的温床。1588年英国歼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而解除来自海上的威胁，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大西洋的开放与英格兰在海上地位的确立，使得英国将海权作为整个18、19世纪发展的重点，1889年后，英格兰海军舰队的实力保持稳定，超过仅次于英国的两个海军强国的舰队总和，这也成为此后帝国殖民与贸易的保障。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宗教与民族感情融为一体，英国作为上帝的第一个儿子，完成了以往的王朝难以达到的目标，英国慢慢已经脱离一种“王朝”的国家，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