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三大文明已衰落。而中华文明虽然在四大文明中上台最晚，但其特点是上了台就没有下台，虽然几经冲击，靠“内在的弹性”“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体现了包容，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特别是“道”的自然，“儒”的包容，“佛”的善良，均是人类至宝。我们有理由说明，我们同西方文明的差距只是由于近代经济落后于西方，在时代进步面前，显得苍白而已，不是根文化上的差距，而是时代的差距。

经济落后会挨打被欺负，文明落后同样会被歧视和侵犯。近三百多年来，西方政客在炮舰外交、传教训民、人权强化等多种措施下，极力推销欧洲文明，强化“欧洲中心论”，认为他们的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他文明只有顺从西方文明才能生存。虽然文明的语言是华丽的，但文明的推行却是血腥的。世界战争史就是由宗教战争和经济战争两大部分所组成的。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也使他们对其他文明的发展与繁荣，表现出了不安与恐惧，担心威胁他们的中心地位，从而动摇他们的根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使不少西方学者将目光转向东方，研究东方文明，也就是儒家文明。他们原以为只有西方文明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如今的东方古国产生了奇迹，对西方文明提出了挑战。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塞缪尔·享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一书。享廷顿认为：“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原因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根本对立的”。

先不论他提出的对立的依据是否正确，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中华文明的促进下产生的吗？可以肯定的讲，不完全是。因为历史已做了结论，而是邓小平这样的伟人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作技术手段运用于我国的经济体系中，顺从了人性，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几千年的泱泱大国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让几亿人吃饱饭，但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做到了。

在中国实行的马列主义哲学的价值观，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马克思规划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把社会性看作是人的本质，强调人活着是为了社会，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能得到体现和实现。这在理论上讲没有错，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人们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可是人性的贪婪和自私，不是理想化的号召可以感化的，展现人的社会性靠一种方向和引导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以物质为基础，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顺应人自我的本性，也人为的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同根同文化的新加坡、港澳台的发展，实行“中体西用”，以三民主义为主导的哲学价值观，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西方及现代的文化价值，实现了经济与根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新加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比我们要好。

日本和韩国是共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重要国家，对孔子很尊重。在日本，将“忠孝”中的“忠”渗透于整个社会，成为所有阶级的理想，忠于主君成为理想价值。二战是由天皇主导的，失败后按说应当被清算，但日本人仍然保持了对天皇的“报恩”观念，而且是无限的、无条件的义务，由天皇代表的国家，由对天皇的忠诚维系了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

在韩国，儒学精神突出的是“道义”和“孝悌”。道义就是一种原则，是一种理想正确的观念。孝悌是人生的本质。因而人与人之间宽恕之心、对父母兄弟关爱之民风盛行，社会和谐平稳。

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哲学价值观上，在根文化基础上继承发扬，使他们的国家既保留了民族特点，又与世界趋势同步。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影响深远，这次新文化运动，倡导学科学、用科学，讲民主、讲民权的进步思想，对中国历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通盘否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五四运动以后，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文化大革命”之后，否定传统文化达到极致，人们忘了自我，一切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改革开放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崇尚西方的东西已成为潮流和时尚。本来我们的民族文化由于信仰原因就比较松散，传统也是松散的。近百年人为的与历史隔绝，不断的批判、否定，加之对毛泽东“三七开”，将其由神坛上请下来，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人们心中强化起来的共产主义信念、马列主义信仰，也遭遇了和传统文化同样的命运。

马列主义哲学价值观被怀疑，根文化被隔绝，西方的东西自然就进来了，因而“好莱坞”、摇滚乐、KTV、圣诞节、感恩节来到了民间。我们不明白这是由“赤贫向富有”“富有向精神”转化后社会步入理性的前兆，而西方的传教士和政治家们是清醒的。他们知道遏制中国的最好方式，就是文化侵略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上帝”又大张旗鼓地来到中国，这次不以传教士为主体，而是由去国外留学的中国人自己带回来的。他们不信孔子，信上帝，他们在国人解决了“怎么活”的问题后，先行一步要让国人明白“为什么活”。在他们推动下，宗教问题在国内又被民众看重。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片面和过激的，知道要开放，要改革，更需要重建我们的传统文化。重建、完善，就要客观公正地对待我们的根文化，认真学习继承我们的根文化，知其优，知其劣。(www.daowen.com)

中华文明产生于东亚地理的半封闭结构，基本上是独立发生，独自形成，属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因此只有精耕细作，才会在很有限的耕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口，也正由于精耕细作，就必须强化家族亲缘的聚集，重视安定和延续，厌恶动荡和迁徙。也就以关注家人亲属的福祉为主线，而过分关注人际关系，就淡化了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才使中华文明走上了岔道，把人与人斗，关注别人的弱点作为人的思维，使大部分人活的不轻松、不单纯，这种引导使人们要在社会上生存，你不复杂也不行。过分注重人际关系，必然引起争夺，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从而不断使“斗争哲学”艺术化，中国人会斗、善斗已举世闻名。

事实上，百般使命，只要人际关系复杂，便什么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远，只要人际关系单纯，便怎么也走得通。多数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均感慨外国人的单纯，正因为这种单纯，只顾自己，不琢磨别人，结果反而彼此轻松。我们不需要照搬西方文明，只要唤回早期先哲已留下的“彼此尊重，互相礼让”就已够了。也就是儒家讲的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样文化，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拜佛的大部分信众不一定理解佛经、教义，只是牢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善”是可以得到好处的，求佛保佑先要行善，这种信念和引导不断强化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与儒家互为补充，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无论登上殿堂，还是避于深山，他深邃的哲学观点，倡导的“自然无为，虚静寡欲，贵柔守雌，和光同尘”精神，引导教化他人躬耕自养，济世救人。

“佛、道、儒”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体系，儒家提供了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讲入世论中庸。道家提供了自然主义的文化传统，讲无为、自然、论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佛教提供了解脱主义的文化传统，讲因果，论死亡。因而“佛道儒”从人的“今世、来世、死亡”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统一，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相辅相成，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1820年以前的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当年GDP占世界GDP的32.9%，比欧洲的总和还多。

1974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与日本公民党创始人池田用十天时间讨论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的结论是：二十世纪，西方文明会像其他古文明一样走向衰亡，取代它的一定是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能成功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的中国。

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先生说：“古老的中华文化能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儒家文化并非顽固自守，从‘术’到‘天命’再到‘周礼’始终不断创新，只要中国文化兴，则中国兴。”

实际上，林毅夫先生的见解道出了中国之兴在于坚持“中体西用”的治国理念，以中华文化为根，借鉴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则中华民族一定持久兴盛。也就是：用儒家思想治国，用佛道思想育人，用市场经济创造财富，对企业而言，就是文化兴，则企业兴。

（本文系作者2013年在西安MBA学会方圆管理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