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期间，走邓小平南巡之路，讲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那么我国的改革怎么下手，在关于改革的突破口上，学者归纳了12种之多：以房市改革为突破口；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突破口；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突破口；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公众参与为突破口；以铲除垄断行业为突破口；以人事制度为突破口；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突破口；以宪政改革为突破口；以基层选举和党内民主选举为突破口；以法制改革为突破口等等，活脱脱一副盲人摸象的乱象。

历史的经验证明，不管突破口何在，政改的核心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政府权力的限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1）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作为制衡政府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遵循自身运行规律，丛林法则，优胜劣汰，政府只限于提供市场运行所需的相应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运行所需的法制环境。

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有限的福利资本主义”。这同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资本主义+有限福利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偏差，缘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风波。

80年代末的党政分离，政企分离等尝试，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而中断，从90年代开始的党政、政企重新合二为一，这既是政治风波之后的无奈之举，客观上也为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创造了政府强力主导推动取得成功的所谓“中国模式”。

这一模式将市场经济简单的理解为“市场+政府”。而忽略了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政府、社会和法制”四个既各自独立，又互为依存的四位一体的结合。

这一模式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同时，也迅速尝到了恶果，其表现就是由于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腐败、政商勾结、利益集团控制财富。社会分配模式迅速由原来的“橄榄型”扭曲为“哑铃型”。(www.daowen.com)

四万亿刺激方案被滥用，导致“国进民退”，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压到法制市场经济的典型案例。

（2）让国家的归国家，个人的归个人

长期以来，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处理国家（集团）与个人关系的不二法则，大政府、小社会的千年硬壳在今天仍然难以撼动。保障和发展人权是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民主法制的最重要的理念与方法。

在今日西方，为了对抗政府权力，曾有人不断呼吁，“个人权力优先于善”，强调不能因社会的共同利益而牺牲个人的选择。国情不同，我国不适应这一理念，但对个人利益的充分尊重已符合长远的国家利益。而这种关系的调整最重要最直接的有效方法是让利于民。

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接近GDP的35%，财政赤字1.7%，而同期美国税收为3.4万亿美元，占GDP的24%，赤字为10%。若美国政府和我们同比例税收GDP达35%，他们会是财政盈余。

康乾盛世时期，人口约3亿，同今日美国人口相当，当时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为5000万两银子。5000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北京工匠一年收入24两银子，普通劳工收入1两银子，除以5000万两银子，朝廷一年收入是200万北京工匠的年收入。这个收入可以支付朝廷所有用度还有盈余。美国政府年财税收入2.3万亿美元，相当于6000万美国人的年收入，加上地方收入，差不多是9000万人的年收入，今天的美国政府的规模是康乾时期的45倍多。就这美国还是“小政府大社会”，而我国财政在GDP中的占比比美国高出11%。“大政府小社会”带来了人们对政府的完全依靠，依靠不了就埋怨。

一个良性的社会，政府征税应受到严格制约，更多的收益和财富应留在民间。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大提出要把根本性实现减税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