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世界第二，粮食自给自足，三十年让2亿人摆脱了贫困，世界大国俱乐部中中国已坐到了中间位置，今天没有人不看重中国，没有国家敢轻看中国。从经济总量上看，我们似乎已重回到1750年之前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经济奇迹缘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异同。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根据西方学者的意见执笔发布。其内涵是：经济体制不像超市，不能保证得到计划与市场两个世界最好部分拼凑起来装入一个篮子里。他认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其转轨结论就是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路径。主要包括：加强财经纪律、进行税制改革、利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放松外资限制、国企私有化、政府开支用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关键词是“放开、自由”。而中国恰恰是装入一个篮子里，由政府和市场二人转，并取得成功。

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成为“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场，大力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以及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不幸沦为重灾区。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改革失败。

拉美国家二十年经济停滞，发展质量下降，“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难辞其咎。

杰弗里·萨克斯这位休克疗法的创始人，到访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评价是“我觉得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而他按“华盛顿共识”设计的苏联“休克疗法”，让苏联倒退了15年，俄罗斯经济学家把“休克疗法”与俄罗斯历史上三大外敌入侵——蒙古人、拿破仑、希特勒放在同一破坏程度上。认为其带来的经济损失要比二战给苏联造成的损失大一倍多。

历史证明“华盛顿共识”符合经济规律，但有重大缺陷，不完全适合全世界，更不适合中国国情。十分庆幸的是，伟人邓小平对中国道路的选择是“北京共识”的中国之路。

“北京共识”的内涵，解决经济转型要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

中国三十年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计划和市场”可以“装入一个篮子里”，但同时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认识的，也不是朝夕可以解决的，这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涵义。

世人皆知中国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墨西哥1980年代初居然有几分巧合，但愿只是巧合。

墨西哥经济改革始于1930年，从1945年到1981年长达36年保持了年均6%的经济增速。1984年就已加入了富国俱乐部，墨西哥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出口替代战略，对石油、铁路、银行等实施国有化，对特定产业进行保护，对进口产品进行模仿后出口，背靠美国劳动相对便宜，出口大量简单产品到美国。这同我们今天的产业政策颇有几分类似。(www.daowen.com)

墨西哥1982年的城市化率已达66%，而我国2011年已达52%，若把户籍制度因素考虑进去，我国2011年的城市化率已达63%。

1981年墨西哥人均GDP已达1.0896万美元，而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为7130美元，2012年有望达到8400美元。

1982年墨西哥经济下滑时，政府采取的政策为印钞票，通胀率在整个80年代平均为50%，从1982年到今天，墨西哥年平均增速仅为2.25%，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通胀在过去的几年中也不再温和，若工资快速上升，而生产率没有相应提高时，资本逃离发生后，很可能步墨西哥后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亦是“北京共识”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拉美和苏联的路我们不能走。墨西哥与我们相似的路亦停滞长达了30年，我们的经济之路在计划与市场两矛盾体中如何平衡，还要靠创新与实验的法宝自己走下去。

再来看我们工业经济的实际质量，今日我们是“世界工厂”，在全球的商品上能看到“MADE IN CHINA”的字眼，却找不到中国企业的印记。

2005年前商务部官员向欧盟的官员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一句话击中中国制造的要害——低成本、低利润、无自主品牌、技术含量低。

在中国苏州有个鼠标生产厂，品牌和技术属于美国罗技公司。利益分配是这样的，一只售价40美元的无线鼠标，其中，15美元为分销商和零售商，13美元为零部件供应商，9美元为罗技公司，3美元给中国苏州的制造厂。

在中国合资汽车企业中，普遍的模式为，外资30%资本，拥有50%股份，分走70%的利润，中方只能拿30%。

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不到40%，研发投入占GDP的比率不足2%，对外来技术依赖程度要超过40%。

我们科教兴国的路还很长，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路很漫长。与别国的经历相比，今日中国是最好的时代，但如果我们不重视中国国情和令人忧思的角落，也许最好的时代会变成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