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1年,我每两个月左右就会从奥斯汀前往Googleplex一次,而且总是会找个地方和Keyhole以及谷歌地理的老朋友吃顿饭或到酒吧坐坐。(此时,包括地面实况操作员在内,地理团队共有约7000名员工,在谷歌园区有专门一座办公楼。)有时,我会和约翰沿着垃圾填埋场附近我们熟悉的小道跑步,看一场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比赛,或者去Sports Page酒吧喝啤酒。
在2010年9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NOLA餐厅见了一面。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好几个月了。当约翰走进餐厅,坐到吧台旁的椅子上时,他看起来很沮丧。尽管有这么多成就、奖励和晋升,他看起来还是筋疲力尽。布莱恩和他一直在争夺各种产品问题的主导权,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忍受了九回合重击的拳击手。比如,由于在德国的街道上行驶时访问了禁止访问的Wi-Fi,德国最近罚了谷歌地图团队。他承认,他觉得自己需要换换环境了。
“你在考虑离开公司吗?”我问。
“再看吧。”他说。我以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约翰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望向别处。我以为他这个肢体语言的意思是他想换个话题,然而这次我错了。“我不想只做一个只红一次的明星。”[1]约翰继续道,“我不想只做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背后的那个人。”
我喝了一大口啤酒,想着数以亿计的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用户,提醒他说,“那可不是一般的红,是大红大紫啊,约翰。”
约翰把目光从吧台上方悬挂的电视上播放的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比赛挪开,回头看着我。“我很想再次上场比赛,但做初创公司很难,我是说,想想Keyhole当年,然后现在要从头经历一遍那些事。如果我要做的话,我必须尽快着手去做了。创业是年轻人的天下,如果我打算回到赛场上,我想在我还宝刀未老的时候赶紧这么做。你懂我的意思吗?”
即使约翰取得了这么多成就,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收获了这么多赞誉,我也只见过约翰几次短暂的满意。曾经有人这么对我描绘他眼中的约翰:“就好像我们一直想要达成登月的壮举,在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登月之路,终于成功登上了月球。当我们到达月球,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我们的领导就说,‘好了,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必须要去火星了’。”
“你会考虑再次创业吗?”约翰直言不讳地问我。他知道我的工作——尽管对谷歌来说有战略意义——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我创造性的营销才能。
我能看出他的焦虑。他是不是在问我是否对别的工作感兴趣?谷歌以外的工作?突然间,我感觉可能出什么事了。有些事可能迫在眉睫了。是不是他其实是在试探我,看我是否在考虑离开谷歌?离开谷歌的舒适区,它的福利、食物、声望、稳定的薪水,以及永不缺纸的复印机?哎,谷歌甚至有一名专门在各个办公室里转悠、给五颜六色的健身球充气的员工。哪家初创企业有健身球充气员?每当我刷工卡进公司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祷告,祈祷自己能再在这家公司工作一天。
“等等,汉克,你说的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吗?”我问。“因为,唉,说实话,对我个人来说,这实在很难。我手上还有谷歌股票期权呢。而且,我是说,我和你不一样,约翰。能红一次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然后我喝了一小口啤酒,又补上一句,“比从来没红过可要强多啦。”
“是啊,是这样。”约翰轻轻笑了一声说。但我可以看出来,他对我的回答很失望。不过,我感觉他确实有什么秘密的打算。我对离开谷歌、再次创业的想法不冷不热的反应并不是他希望听到的。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尴尬的沉默。
2010年10月,拉里·佩奇给所有谷歌员工发了一封邮件,宣布进行重组,并对高管的职责重新洗牌。谷歌搜索的首席工程师乌迪·曼伯尔将晋升为产品管理和工程主管。这意味着他将接管玛丽莎在搜索团队中的职责。而玛丽莎,佩奇宣布,将重返她先前在谷歌的工作领域——地图和位置服务,也就是谷歌地理。
哎呀!当我在谷歌的奥斯汀办公室里读到这封邮件时,我暗暗想到,这对约翰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我等了几天,然后给他打了电话。
“玛丽莎?到底怎么回事?”我问。这一变动也让约翰感到意外。他给我讲了最近发生的一切。
约翰当时正和伊丽莎白·哈蒙、丹·埃格诺以及地理团队的其他领导在杂乱的谷歌纽约办事处开会。之后,作为团队建设活动,他们玩了一场名为“GO Game”的城市寻宝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一起去看了电影《社交网络》。电影结束后,约翰看了下他的手机,发现玛丽莎·梅耶尔给他发了一封语音邮件。那时,在谷歌工作6年之后,约翰已经开始尊重和喜欢玛丽莎了。玛丽莎甚至邀请约翰和霍莉参加许多社交活动,包括她最近举行的婚礼。他们成了朋友。
但那封语音邮件很奇怪。玛丽莎说她正在纽约,并希望第二天早上在谷歌纽约办事处与约翰见面。第二天早上,玛丽莎对约翰讲了即将发生的事:谷歌搜索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动;乌迪·曼伯尔即将执掌搜索部门,而她将被调往别的部门。虽然她一直对地理部门感兴趣,但约翰和布莱恩的这个世界只占据了她约5%的精力。现在,她解释说,它将占据她100%的精力了。玛丽莎将接管谷歌地理,约翰和布莱恩将向她汇报。“我希望你留下来。”她说,“我希望我们都能朝这个方向努力。”
当那天早上他们谈话的时候,约翰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下一场比赛了。“那太好了。”他对玛丽莎说,但他心里想的是,我该开始朝新方向发展了。
两周后,玛丽莎第一次在谷歌总部召集了整个地理团队,并正式向她的新团队介绍自己。在这次会议中,她还宣布,约翰将离开地理团队。他计划继续留在谷歌,参与一个尚未公布的项目。这是一个令他十分兴奋的项目,而且他已经构思这个项目好一阵子了。
大约六周后,约翰搬到了旧金山的谷歌办公室工作。每天从奥克兰乘旧金山湾渡轮去工作的路上,他总是为他的下一场比赛苦思冥想。最终他决定完全离开谷歌,建立一个基于谷歌地图技术的新创公司。当他告诉拉里他要离开谷歌,并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公司时,拉里问他的想法是什么。
在约翰讲了他的想法后,拉里说,“那你为什么不留在谷歌,在谷歌里建立这个初创公司呢?”拉里是谷歌大胆的地图“登月项目” 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他不断地向地图和索引整个物理世界的目标投入人力和物力,因此,他不愿让约翰离开。他很了解约翰的愿景、决心和动力。如果约翰想要创造新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拉里都支持他,就像他在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旅程中的每一个转折点都给予了约翰支持一样。
于是,他们一起草拟了一个一页纸的协议。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安排。想加入这家名为Niantic Labs的新公司的谷歌员工可以放弃他们的谷歌股票,来换取Niantic Labs的股权。新公司将有三年的助跑期,三年期限结束时,将根据这家新公司的估值支付新公司的股权。严格地说,新公司的所有员工仍然是谷歌的员工,但约翰可以根据他的意愿来运营公司,就好像它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一样。这等于是结合了两个世界的优点:既有初创企业的自由和极具潜力的股权,又有谷歌的工作环境和福利。
约翰对新公司的构想源自他与儿子之间一个持续的斗争,这种斗争太过平常了:父母与自己沉迷于电子游戏、不愿意外出活动的孩子之间的斗争。“出门玩吧!”约翰经常对他家的埃文说,让他停下手里的《我的世界》(Minecraft)或其他电子游戏,别再继续盯着屏幕了。最终,父子俩达成了一个协议。埃文每外出一小时,就可以玩一小时的电子游戏。它后来成了Niantic的一个类似使命宣言的东西,将约翰对地图的了解与对游戏的热情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让人们——无论老幼——走出家门的应用程序。
这个想法就是用手机将地图变成游戏,创造出一些迫使你走下沙发、走到现实世界中才能在游戏中取得进展,同时将游戏片段映射到物理世界来增强现实的手机游戏。“在真实世界中玩的游戏。”他这么称呼这些游戏,目标就是让人们从屏幕后面走出家门,以全新的方式欣赏周围的世界。
约翰将他的新公司命名为“Niantic”,它是1849年停靠在旧金山的一艘商船的名字。这艘船上载着246个想发财的人,船一靠岸他们就立即从船上冲下来,把Niantic号和其他几十艘船抛在了身后。Niantic号现在被埋在了旧金山的地下,就在泛美金字塔的正下方,尽管很少有路人会注意或关心。约翰希望这些新的基于位置的服务和游戏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藏在我们周围的历史,从而使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欣赏我们周遭的世界。如果你想玩Niantic的游戏,无论你是否愿意,你最终总会对你周围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的。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跟随约翰去Niantic的人。一共有8位前Keyhole员工加入了约翰的新创公司。有一天,莱内特给我发来一封邮件:“我们又聚在一起了!”正如我职业生涯中常常不太理解约翰的一些想法一样,我不能说我完全理解约翰想要创造的这个东西。不过让我十分高兴的是,在与他合作过的那么多营销人员中,他请我来担任Niantic的营销主管。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彻底离开谷歌,去加入约翰的初创公司,我告诉她:“你看,如果迈克尔·乔丹要求你加入他的球队,那你就加入好了,即使你不知道他们要玩什么体育项目。”
这是一种极为惊奇的感觉——在与他相识32年后写作这本书时,我仍然有这种感觉——我又开始为约翰·文森特·汉克工作了:就是那个碰巧和我分在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宿舍的同一层的那个西得克萨斯小镇来的小伙。众所周知,我的母亲常常在朋友和家人面前这样说我:“比尔·基尔迪啊,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基本是建立在认识了一个人基础上的。”
她说得对。在西部边疆,得克萨斯游骑兵的古老座右铭是“一场暴乱,一个游骑兵”。而我的座右铭可能是“一个人,一个职业生涯”。我承认,确实如此。我相信史蒂夫·乔布斯背后也有一队营销骨干,跟着他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干,犹如一队忠诚的步兵。要是问他们,把他们的职业生涯托付给一个人,他们担不担心,他们可能会像在海滩上坐着喝鸡尾酒时一样放松呢。
2014年10月,我组织了另一次Keyhole员工聚会,这一次是庆祝被谷歌收购十周年。当年的团队已经散落在世界各地了。令人难过的是,安德里亚·鲁宾在2010年去世,丹尼尔·莱德曼和戴维·科恩曼移居到了国外,还有几个人离开了加州。但Keyhole团队的28名尚健在的成员中,有24人参加了聚会。
约翰是最后一个答应参加的。“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 当我最后不得不逼他来的时候,他这么对我说。“约翰,你必须来,容不得你不来,你必须在场。”我要求。我觉得可能是德德·克特曼和她的丈夫要从亚利桑那开房车过来参加聚会这件事最终让他答应了。
狂热的摄影爱好者布莱恩为聚会做了幻灯片,还提供了活动经费。在约翰2011年年中离开庞大的谷歌地理团队后,在2012年,玛丽莎也离开了谷歌,成了雅虎的CEO。2012—2014年,7000人的谷歌地理团队是由布莱恩领导的。(www.daowen.com)
在那段时期,苹果抛弃了谷歌地图,开始使用他们自己开发的地图。苹果地图的推出对苹果来说是场灾难,它导致了300亿美元的市值损失以及CEO蒂姆·库克的公开道歉,还让苹果iOS软件高级副总裁斯科特·福斯特尔丢了工作。
2014年10月16日,即Keyhole被收购后整整10年,也就是我们聚会的日子,布莱恩辞去了他的职务,将谷歌地理的指挥棒传递给了谷歌老员工珍·菲茨帕特里克。几个月后,布莱恩离开谷歌,加入了优步,领导优步的自动驾驶汽车计划(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我问布莱恩为什么决定离开谷歌,他回答:“我度过了十年神奇的岁月,现在是时候离开了。”
谷歌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一家更成熟的公司,有了更多传统的商业行为。谷歌有了新的首席财务官(CFO)露丝·波拉特,她正在将传统的商业标准应用到项目中。管理层也开始探讨拉里·佩奇开展的各种“登月项目”的长期经济可行性。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就像是两个没人管的小孩,和十几岁的保姆打打闹闹了10年,现在终于有大人进来管管他们了。
10年前的2004年,在我们来谷歌的第一天,迈克尔·琼斯对谢尔盖说,谷歌地球团队有一天可能需要多达1 PB的地图数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1 PB,一个拍字节,等于100万GB。
而到了2014年,谷歌的地图产品数据库已经有25 PB了,而且还在增长。布莱恩和约翰留给谷歌地理团队的是一个高效的地图发布机:它每两周发布的数据量甚至超过了谷歌地球发布时公司的地图数据总量(其中的大部分是前Keyhole员工韦恩·蔡及其团队制作的)。
在10年前的同一次会议上,我曾要求拉里在赚1000万美元或拥有1000万用户之间选一个。我少说了100倍。
一路走来,拉里和谢尔盖始终坚持着一套违背典型商业原则的原则。在用户的快乐和金钱之间,他们总是会选择用户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我们没有局限于1000万用户的水平,而是赢得了多达几十亿用户,而且是每月几十亿用户。
对我来说,这是整个旅途中最神奇的事,一件你可能无法相信的事。在我为写本书而采访的所有人中,没有人能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付出了这么多的精力,搜集或制作了这么多的数据,花了这么多钱,开发了这么多新技术之后,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最终为谷歌赚钱了吗?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实现盈利了吗?
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提升了谷歌的品牌价值,为苹果等公司提供了战略杠杆,为安卓设备提供了卓越的导航功能,还从地理上优化了搜索结果和广告。毫无疑问,在它们的帮助下,谷歌的各种产品赚了大笔大笔的钱。
但赚钱这件事并不是他们做这两个产品的主要驱动力。
是啊,在写到这里时,谷歌股票的每股价格在经过拆分调整后已经达到了2000美元,而拉里和谢尔盖在世界富豪榜上也分列第八名和第九名。但赚钱不是他们做这两个产品的原因,不是他们在2002年开着车沿101号公路走,同时把摄像机架在车窗上拍摄街景的原因,不是他们买下Keyhole的原因,也不是他们买下Where2Tech、SketchUp、位智、Skybox Imaging、Kevin Reece的机队,或者开展街景项目、地面实况项目的原因。
我不是说赚钱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我是说,赚钱不在他们的十大任务之列。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参加过的会议中,他们几乎没问过钱的事。他们既没问过投资回报率,也没问过投资回收期。传统公司会问所有这些问题(还有更多别的问题),但正如拉里在给股东的信中所说的,谷歌远非传统公司,而且也不打算成为传统公司。他们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大胆押注能够整理全世界地理信息的非凡产品,然后通过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等卓越产品将它们送给所有人。
让我举个例子:收购完成后,Keyhole的销售代表杰夫·叶井和格雷格·劳埃德努力将旧的Keyhole专业许可证销售(也就是我们在国际购物中心协会的展会及其他展会上用旧式信用卡刷卡器销售个人许可证而建立起来的那个业务)改造成了谷歌的一项年收入800万美元的业务。之后的某一天,拉里决定把谷歌地球专业版也改为免费提供。
这听起来很疯狂,但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一直都是谷歌送给世界的礼物。为此,我想说,“谢谢”。
在Keyhole收购十周年聚会上,我们回忆了许多往事。好多人说了祝酒词,包括迈克尔·琼斯、布莱恩·麦克伦登、约翰·汉克、菲尔·凯斯林、小间近井、马克·奥宾和莱内特·波萨达·霍华德。令人惊讶的是,约翰是聚会结束后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我记得当我们一起走出餐厅的时候,餐厅经理锁上了大门。约翰比任何人都要开心,因为他再次见到了整个团队,尤其是德德,他对德德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他不希望聚会和这些回忆就此结束。我想,约翰这次允许自己短暂地回到过去,品尝一下成功的滋味,但仅限一个晚上。
我们走进加州清爽的秋夜中。他拍了拍我的背。“嘿,哥们儿,谢谢你张罗这个聚会,谢谢你逼我参加,今晚真的很开心,很多很棒的故事我都记不清了。”约翰说。他无意间提醒了我,我需要开始一项我考虑已久的计划了。
几个月后,约翰去奥斯汀参加了“西南偏南”(SXSW),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互动式多媒体、电影和音乐艺术节,始于30年前,也就是约翰和我刚去得州大学上学的那年。1985年,第六街的几位酒吧老板和《奥斯汀纪事报》的编辑共同筹办了一个音乐节,让我和约翰这样的学生有理由在春假期间留在奥斯汀。现在它已成长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型活动,每年春季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奥斯汀,并在这里逗留8天。这是约翰每年一次的朝圣之旅:参加“西南偏南”以及一系列固定活动,包括烧烤、在巴顿泉游泳池游泳、看音乐演出以及回克罗斯普莱恩斯探望他的妈妈。
在他出城之前,我们一起去拉迪伯德湖边跑步。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湖边的小道很拥挤。我们必须小心避让那些低头盯着手机上的蓝点、让蓝点给他们指路的行人。跑步的人在用MapMyRun(一款健康应用)追踪他们的路线,想不断打破自己的纪录。骑行的人在用Strava(一款测速应用),想在这一圈中超越兰斯·阿姆斯特朗的成绩。通勤的人在用优步。游客在用Yelp订餐,用Hotel Tonight(一款提供当日酒店预订服务的应用)订旅馆。买房的人在用Zillow。单身的人在用Tinder(一款手机交友应用)。出租车司机在用位智。狗主人在用Whistle(哨子应用)追踪他们的狗。驶过的联合包裹卡车里装着能被收件人追踪的包裹。头顶飞过的飞机正被等待接机的亲友们追踪。一位毫不知情的奥斯汀高中生正被他的母亲追踪。
这是一场约翰和我不经意间触发的一个蓝点僵尸末日。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至少这些僵尸似乎知道他们要往哪儿走。
当我们越过湖面、转到了4英里长的环湖路上时,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我自聚会以来一直在考虑的一个计划告诉了约翰。这个计划就是:写一本书,也就是这本书。我心里很紧张,不知他有什么反应,毕竟他厌恶谈论他自己和过去。但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得积极。
“这个故事确实应该讲给别人听。你可能是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人,你也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约翰说。我又告诉约翰,我计划在写到2006年,也就是我离开谷歌地理团队时为止,他说:“不,你应该写下所有的事,整个故事。把这些故事都写出来。”
我马上开始向他提各种有关街景和地面实况项目的问题。在半英里之内,约翰已经加快了速度。我很清楚,当他说“你应该写下来” 的时候,他还不如说:“你——而不是我——应该写下来。”为了防止我没听懂他的暗示,约翰做了个手势,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想再谈这个了。”我们在沉默中跑完了步。
约翰站在他租来的车旁边,换上一件干净的T恤,他一会儿就要长途驾车前往克罗斯普莱恩斯了。“你得明白。”他说,“我们经历的很多事情对我来说并不那么愉快。迟发工资,诉讼,Keyhole的经销商拖欠货款,还有后来的与布雷特和玛丽莎的掌控权之争,以及谷歌内部的产品纷争。还有加班,对我来说挺煎熬的,对霍莉来说也挺煎熬的。回忆那些事对我来说太难了。另外,我宁愿想想未来,想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而不是过去。”
显然,如果我开始写这本书,那么大部分情况下是得不到约翰的帮助的。
2015年的奥斯汀已经是一座大都市了。城里交通繁忙,好几个大型工程项目正在施工,好些道路还因为“西南偏南”的举办而封闭。约翰坐进了他的车里。我一时忘了正在和谁说话,我问他:“好的。你知道怎么导航回到莫派克高速公路,然后进入183号公路吗?”
和别人一样,约翰也在盯着手机。
他笑着朝我摆摆手。“不用了,谢谢。我知道怎么走。”
他在谷歌地图中输入了“克罗斯普莱恩斯”,然后点了“开始导航”。
【注释】
[1]原文为“one-hit wonder”,指的是只唱过一首上榜歌曲的歌手或只在几场比赛或一个赛季中有出色表现的运动员。——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