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茂物目标设立以来，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构成了支撑APEC整体合作框架的3大支柱。此后，APEC的合作领域逐渐拓展，3大传统合作领域的支柱地位有所弱化。同时，由于APEC自身的非约束论坛性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在达到一定水平后陷入瓶颈，继续依靠各成员以自主自愿方式推进合作的难度较大。此外，经济技术合作也由于后期投入的不足，使得各成员的参与积极性显著下降。

在“后2020”时代，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趋势下，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承接。为此，APEC应根据形势的变化，充分挖掘成员之间的利益结合点，对其现有的合作框架进行有机调整，从而在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更加突出的引领作用。事实上，本着继承、发扬、开拓、创新、互利共赢的原则，“后2020”时代的APEC合作可以构建多个新的支柱领域，并和“一带一路”建设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发展。

第一，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区域经济合作不管以何种路径和方式开展，其根本目标都是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后2020”时代的APEC合作应结合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现实背景和亚太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将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作为长期推进的支柱领域。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目标也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与APEC推进该领域的合作有相当高的一致性。从具体的合作内容来看，该领域可涵盖APEC传统的经济技术合作，并有所拓展。其中，可持续增长合作旨在引导各成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和彼此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涉及的具体合作议题包括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绿色和低碳增长、蓝色经济、能力建设等。包容性增长则有以下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基于亚太地区各成员的显著多样性，在互利共赢基础上采取各种方式促进APEC各成员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二是加强各成员自身经济的包容性发展，使不同性别、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的民众都能够从APEC合作中平等获益。该领域可涉及的具体合作议题包括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妇女、老人创造平等就业机会，加强社会保障，扶助弱势群体，以及支持偏远地区发展等。

第二，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APEC各成员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越来越密切，亚太地区的生产、销售网络形成了相互交织、高度依存的格局。同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各成员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在“后2020”时代寻找到新的合作突破口，继续扩大区域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缩小发展差距，已经成为各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涵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机制衔接与融合，以及人员与社会交往的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无疑是一条有效的路径。2014年APEC北京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充分体现了各成员所达成的共识，也预示着该领域的合作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硬件互联互通合作方面，APEC应重点加强交通、能源、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推进公私伙伴关系等措施，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在机制互联互通合作方面，重点领域应包括贸易投资便利化、供应链连接、标准一致化和规制融合等。从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层面来看，APEC重点推进的领域应包括便利商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跨境流动、跨境教育合作、旅游业和医疗服务业合作等。

APEC框架下的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和以“五通”为主体的“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该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拉近各方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深化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贸易投资合作，同时也可以促进各合作方更好地融入区域生产网络体系，提升区域经济合作的质量与实效，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出“中国方案”，力争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的引领者。

第三，非传统安全合作。(www.daowen.com)

在APEC的发展进程中，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流行性传染病、地震、海啸、飓风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不仅给亚太地区的民众带来巨大的冲击和生命财产损失，也给APEC成员之间的贸易投资活动带来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APEC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也经历了从无到有、涉及领域由少到多的渐进过程。由此可见，APEC框架下的安全议题的合作是在亚太地区不断遭受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冲击过程中，成员之间经过观念交锋与融合而形成的合作。该领域的合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区政治安全的范畴，具有低敏感度的特征，并未对APEC非约束性经济合作论坛组织的属性造成冲击。因此，在“后2020”时代，APEC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依然会延续，而且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粮食安全、防灾减灾、卫生防疫等领域也比较容易凝聚各方的共识，有条件成为各方未来深化合作的新领域。

第四，创新与改革。

当前，APEC成员普遍认识到促进创新与改革将为亚太地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驱动力，并且有助于发掘成员之间的利益结合点，强化成员之间的向心力，从而进一步拓展APEC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后2020”时代，APEC应推动各成员在该领域形成更加广泛的共识，明确长期合作目标，并尽快制定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框架。同时，APEC应鼓励各成员创新发展思路和手段，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用创新培育新兴产业，发掘增长动力，提升核心竞争力。需要指出的是，APEC应遵循继承和开拓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继续推进APEC已开展的相关领域的合作，以获得更多的实质性成果，另一方面应保持开放性，将一些新的合作领域逐步纳入其中。就具体领域而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物联网经济、结构与规制改革、城镇化等应成为APEC推动的重点。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物联网经济等已经融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多个合作领域，未来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五，全球经济治理。

在当代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并行发展而日益提升，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性与运行效率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APEC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对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着强烈的诉求，同时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后2020”时代，APEC在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引擎作用的同时，应全力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具体而言，APEC应采取更具实效性的措施支持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使其成为一个惠及全体成员、平衡和具有包容性的机制。此外，APEC还应进一步全面加强与欧盟、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协调与合作，努力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发展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是迄今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一项公共产品，这一宏伟的合作框架将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发挥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会和APEC合作产生越来越多的交集。

（选自天津论坛2019参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