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APEC框架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茂物目标引领下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但需要指出的是，APEC在设立茂物目标时，为了避免各成员因为对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的认识不同而陷入争论，并没有对茂物目标进行明确界定和量化。这种做法被称为“战略性的模糊”，在客观上适应了处于起步阶段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但是，也正是由于界定标准的缺失，在2020年茂物目标时间表到期时，APEC将无法做出己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明确结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还将继续深入推进，这对APEC制定“后2020”时代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新规划提出了客观要求。

事实上，“后2020”时代合作新规划的制定还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近30年来，亚太地区始终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在国际政治版图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因此，“后2020”时代的亚太合作进程需要一个更加有效、更具活力的APEC。站在历史新起点上，APEC各成员应本着积极务实、循序渐进的原则，不断完善APEC的合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制定富有雄心的合作目标和蓝图，使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由此可见，“后2020”时代合作的新规划不局限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范畴，也关乎APEC自身的发展大计，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第一，国际社会期待APEC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健康增长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向好，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普遍暴露出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尚未找到有效的根治方案。受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驱动下，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论调和基于保守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抬头。上述因素给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带来了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APEC各成员应该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后2020”时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使亚太地区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健康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引擎作用。

第二，APEC在“后2020”时代有能力和义务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在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APEC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其WTO支持者的坚定立场。近年来，推进WTO多回合谈判始终是APEC的优先议题之一。WTO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多边贸易体制在协调国家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肩负着重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反对保护主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还须强调的是，多边贸易自由化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APEC的未来与一个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多边贸易体制紧密相关，WTO所构建的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也会显著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事实上，APEC成员在近期达成并生效的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推进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APEC在“后2020”时代完全有能力采取新的举措，继续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www.daowen.com)

第三，“后2020”时代的APEC应该在协调亚太地区各种类型的区域贸易安排［FTA（自由贸易协定）/RTA（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方面承担更多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在全球兴起，以及WTO多边贸易谈判遇阻，亚太区域合作的重心开始比较明显地向传统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回归，在形式上集中表现为各种类型区域贸易安排的大量衍生。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安排相比，当前的自由贸易安排已不仅是一种经济协议，同时也是各缔约方外交、安全和对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载的利益取向日益多元化。受这一趋势的影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源于经济和市场因素的驱动力有所下降，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所产生的驱动力明显上升，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地区环境和各成员利益诉求的演变促使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形态产生了新的发展方向，即多边化区域主义。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太平洋联盟（PA）为代表，亚太地区的多边化区域主义既是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突破自身封闭性而进行对外开放与整合的过程，又是新区域主义针对形势变化而做出的调整。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亚太地区的大型自由贸易安排之间存在某种独特的相互激励与竞争的关系，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关系是不稳定的，非常容易因大国博弈或某些经济体的政治投机而形成竞争关系。因此，在“后2020”时代，APEC从自身发展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局出发，有责任和内在需求在协调自由贸易安排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四，APEC在“后2020”时代制定新的合作规划，有助于更好地顺应全球价值链（GVC）的发展趋势。当前，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使国际贸易呈现出新的格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在进一步深化国际产业分工和密切各国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经贸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APEC所在的亚太地区是全球价值链连接最为密集的地区，对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一现实强化了APEC成员加强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必要性，并形成了APEC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又一内部驱动力。因此，如何促进APEC各成员内部及彼此之间高效、顺畅的全球价值链连接，已成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关注重点。2014年APEC北京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充分体现了各成员的这一共同诉求。因此，在“后2020”时代，APEC需要以该战略蓝图为基础开展各项具体行动，以确保各成员从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平等获益，并进一步强化APEC在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方面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