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节点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按照时间线对案例的关键事件进行梳理。因为任何故事都存在“事件流”（flow of events），对完整故事的描述不足以实现对情节中复杂结构的认识和关键信息的捕捉。因此，我们通过“关键事件与时间线”的框架厘清品清湖治理的情节脉络，按照时间维度和主体中的核心行动者在情节中的关键事件进行了整理（见图1），以“选出诸事件，保留顺序并为下面的事件指出前导事件的显著性或重要性”^[98]。从图中可见，2011年是品清湖治理脉络的重要转折点。自1988年建市起，市、区两级政府对解决品清湖围网问题的努力从未间断，为什么一直到2011年才有所转变？领导力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基于网络的协同领导机制与一般性的领导力有何不同？我们在上文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框架下，通过网络结构、偏好与冲突、绩效领导和绩效结果4个节点的编码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

（一）网络结构

在“网络结构”这一节点，我们首先通过编码识别了品清湖治理网络中的各行动主体，之后对主体间如何建立连接进行研究，进而总结了治理网络的核心要素。通过两级编码共形成“网络中的行动者”“复杂性”和“相互依赖关系”3个代码。

图1　品清湖治理关键事件与时间线

说明：□代表事件；○代表状态；*标记关键事件，具有推动情节的催化作用。

1.网络中的行动者

政府、公民、社会团体和企业是品清湖治理网络中的核心主体，其中政府既包括“市-区-镇（街道）”三级纵向行政体系，又包括海洋渔业局（品清湖管理办公室）、环保局、城建局、工商局、旅游局和防疫部门等在内的横向职能部门。公民主体在网络中可以划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养殖户和更为广泛的汕尾市市民。品清湖水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受益者、受害者的身份随时间线交织在不同群体或相同群体之间。例如，养殖户就具有多重身份，在湖水污染问题恶化之前，其是环境破坏者和受益者，随着湖水污染严重，水质恶化导致养殖收益下降，养殖户则成为受害者。社会团体和企业是继政府和公民之后出现的两个主体，其中品清湖护湖志愿者协会角色重要，其多数成员是养殖户，从对抗拆迁到自愿组成社团开展爱湖护湖行动，该转变的发生正是网络领导者进行价值传导和达成偏好一致性的结果。

2.复杂性

公共组织的挑战之一就在于多目标下的决策与行动，动态的治理情境进一步提升了公共问题的复杂性。^{[99] [100]}品清湖治理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首先，从城市发展和定位的角度来看，公共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与不同历史时期当地发展理念、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具有历史演变性。品清湖中大量的围网养殖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发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定位，创造了经济价值，却因经济纠纷、环境污染等问题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从网络主体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主体内个体同质性减少，个性化的诉求增多，养殖户之间因经济竞争、抢占圈地等原因产生了冲突和纷争，而主体之间的互动趋于频繁，某一主体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其他主体的支持和发展，政府对品清湖的定位和规划不得不考虑养殖户和湖周渔民的生存发展，养殖户依赖于政府的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发展规划和营造的商业环境。

3.相互依赖关系

建立互动连接是形成网络结构的重要前提。同时，个体的命运以及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会受到在其他地方和较早时期发生的互动的影响。^[101]我们将数据中描述各主体间的“接触”“联络”“群体依附”和“会聚”等相关信息进行抽取和结构化。编码发现，由政府和社会组织领导的合作网络并非“无中生有”。

在解决围网问题之前，公民这一核心主体内部就已经形成了松散的、单向的连接和结构，诸如养殖者之间存在以规模为差异的松散联络，由于规模较小的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在行为选择上主要采取追随、模仿、依附大养殖户的策略；主体之间则存在以信息为核心的紧密联络，大养殖户和地方政府，特别是海洋渔业局、工商局等职能部门接触频繁，主要目的在于掌握政策动态和市场信息，这种联系也是单向的；围网事件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也就是广大汕尾市市民和政府之间存在以诉求表达为核心的沟通，为了表达对品清湖生态环境恶化的不满，政府网站在线留言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的提案是重要渠道和形式。

（二）偏好与冲突

公民集体偏好的政治协调表达就是公共价值，集体偏好不是个人偏好的简单叠加，而是由各主体协商、谈判、激辩、妥协最终达成的共识，并表现为愿景和期望。竞争性的个体偏好是导致价值冲突的主要原因，冲突在认知层面的一种定义是感知到的利益分歧^[102]；价值冲突则可以理解为感知到的偏好、期望或诉求分歧。

由于各主体偏好、冲突的状态、应对策略随时间维度发生变化，在此节点，我们选择了养殖户的角度，借助社会冲突理论^[103]中的策略选择和双重关注模型，以及马克·摩尔（Mark Moore）提出的公共价值概念中公共性程度搭建分析框架并进行编码，共形成“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我）”“对公共福祉的关注（我们）”“回避策略”“争斗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5个代码（图2）。(www.daowen.com)

图2　养殖户偏好变化与策略选择

当养殖户对个体层面的经济利益关注度较高时，则冲突程度较高，此时养殖户非常排斥让步和妥协。因此在2010年之前，政府多次开展围网清理行动时，养殖户以回避策略（撤退或不作为）进行回应。随着品清湖环境恶化，养殖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逐渐减少，养殖户自身利益和湖周共同体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合作的基础建立，此时养殖户倾向于采用解决问题的态度和策略以实现集体层面的偏好和期望。

（三）绩效领导

绩效领导是管理公共价值冲突、达成网络合作的重要解释变量。在此节点，首先识别案例中的领导主体并借助绩效领导结构框架分析其功能特征，通过两级编码，共形成“资源和能力”“行为和策略”“风格和特征”3个代码。

本案例中，发挥价值领导作用的核心主体是汕尾市党委、政府，发挥愿景领导作用的主体是汕尾市政府和社会工作委员会、城区社会工作委员会，发挥效率领导作用的主体是汕尾市城区海洋渔业局（品清湖管理办公室）、汕尾市城区品清湖管理中队，品清湖护湖志愿者协会在价值、愿景和效率3个维度均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

图3　绩效领导3个结构维度的功能协同

图3显示了绩效领导3个结构维度与功能协同，建立了绩效领导类型分析框架。绩效领导是价值、愿景和效率的协同效应，绩效领导功能的发挥可能是多个领导主体在价值、愿景和效率维度效应的聚合。某些领导主体可能只侧重发挥了价值、愿景或效率领导中的某一种机制，或者发挥了任意两个维度的组合，抑或较为平衡地发挥了3种机制。领导者在此三维功能空间中的定位决定于协同治理目标与其自身的职能定位。同时，此分析框架为后续实证研究在不同文化、治理目标和组织结构中不同领导类型的驱动力特征提供了基础。

通过二级编码，以绩效领导概念框架为基础，形成“行为-结构-功能”的节点结构和框架，从价值传导、冲突化解及激励措施三个方面回答绩效领导机制如何在品清湖围网拆迁问题解决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问题，具体内容见表5。

表5　绩效领导“行为-结构-功能”分析矩阵

汕尾市委和市政府在资源与能力方面，确立了品清湖“城市形象名牌”和滨海经济发展依托的重要定位和价值目标，通过提出“城在海中，海在城中”城市宣传口号，以品清湖为中心的健身休闲场域建设，以品清湖为主题的摄影、渔歌、书画创作比赛等动员形式，将作为“母亲湖”“生命湖”的品清湖的价值和意义以文化塑造、认知干预和行为引导向公民传递，并利用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如公民对品清湖的重要意义的认同帮助化解冲突。在行为和策略方面，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强制力对品清湖围网行为的性质进行界定，确立治理行为的合法性，通过专家座谈、公民听证、新闻报道等方式，以信任为核心的协调机制对网络各主体关系进行修复和维护，为网络中各主体建立信任和共识，创造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展现了伦理型、诚实型的领导风格。

汕尾市政府、汕尾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城区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品清湖护湖志愿者协会，在资源和能力方面协同了来自公共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的战略要素，特别是市、区两级社工委，协调了环保、工商、防疫、城建、旅游等部门的职能，借助市场化的协调机制为化解冲突提供了有力支撑，湖周旅游业、餐饮业、房地产业的开发建设为放弃水产养殖的渔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为养殖户解决了后顾之忧。作为NGO的护湖志愿者协会，发挥了连接政府和公民的作用，其中会长^[104]的身份转变缓解了渔民对政府的反抗情绪，降低了政府和渔民沟通的成本。在策略方面，大量的、平等的沟通行为，将价值目标阐释和描述为具体的、可理解的战略愿景，使得行动者对合作目标形成清晰的理解并达成一致性意见，对相互间的互动关系形成共识。同时，具有弹性的工作方案设计^[105]提升了可操作性，充分考虑了养殖户的具体情况和个人利益，体现了变革型、学习型的领导风格。

城区海洋渔业局（品清湖管理办公室）汕尾市城区品清湖管理中队和品清湖护湖志愿者协会，依托制度保障、合作平台、职业技能和行政化的协调机制，开展品清湖日常管理、监督和执法活动，维护品清湖长远的生态健康。志愿者协会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维系网络中各主体的关系，体现了公仆型、包容型的领导风格。

（四）绩效结果

绩效结果这一节点的编码逻辑：首先对描述品清湖治理效果和效应数据资料进行分类和归纳，其次在绩效领导和结果之间建立逻辑。共产生“生态绩效”“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和“社会绩效”4个代码。

在生态方面，品清湖恢复了海域水动力的交换功能，碧海蓝天的自然风貌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湖周湿地环境也得到有效改善。在经济方面，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依托品清湖打造的旅游观光项目和房地产项目经济效益初现。在政治方面，因养殖户利益冲突爆发的政府与公民的紧张关系得到改善，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升，巩固了行政合法性。在社会方面，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渠道得以建立，公民满意度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