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多部门合作、多元治理、社会网络等主题的研究不断增多且大量积累。公共部门变革的显著特征是公共行政的方式不断从层级节制的“命令-控制”机制转变成了多主体协作治理。对网络式的行动结构进行强调是因为任何单一主体，不论是公民、政府、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都无法仅借助自身力量解决复杂问题，合作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问题解决途径。^[78]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公共部门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有力的领导力，在治理网络中发挥作用以实现合作治理的绩效或有效性。如McGuire和Silvia^[79]以500位网络领导者为样本，检验了在地方应急管理情境中（高合作需求）领导行为与被感知的网络有效性间的关系。显然，研究公共治理网络中的领导力的基本前提假设是此种领导力存在于合作结构（collaborative structure）之中。^[80]此种领导力善于整合资源，不论是资金还是知识、技能；善于沟通合作，关心他人；善于协同管理，在多主体之中建立信任并协调互动。

表1梳理和总结了目前理论界对“网络结构中的领导力”相关概念的经典界定，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框架，但是对于这种针对网络结构的领导力，学者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已达成共识，这些概念描述了在包含多元行动者、多元节点、多元连接、大量跨边界行动的合作结构中的领导力。

表1　治理网络中的领导力概念归纳

③Chrislip D D，Larson C E，Forum A L.collaborative leadership：How citizens and civic leaders can make a difference.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1994（2）：88-93.
④Crosby B C，Bryson J M.Integrative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Leadership Quarterly，2010（2）：211-230.
⑤Ruckdäschel S.Leadership of Networks and Performance：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Springer Gabler，2015：14.

（一）基于胜任力的领导力研究途径

虽然治理网络中的领导力与传统科层组织的领导力所依赖的组织情境不同，但是目前学界仍主要遵循传统领导力理论途径开展研究。不过，从研究的设计到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及领导力内涵，都是超越传统科层制组织结构的。主要从领导行为、特质、能力等方面对其进行总结和概括，我们归纳为基于胜任力的领导力研究途径（competency-oriented approach）。

Huxham和Vangen^[81]通过一项纵向研究对合作中的领导行为进行了识别和总结，他们借助结构（structures）、流程（processes）和参与方（participants）等3种领导媒介搭建的框架对多元合作中的领导力进行界定，共归纳了204项领导者工作任务和241个领导流程。以此为基础，后续研究主要关注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导流程——“构建信任，互相理解及达成共同目标的谈判”^[82]，因为“如果信任能够提升，即提升为相同的价值观，就会拥有理性化的相同行为倾向，合作也就会提升，从而成为理性的合作”^[83]。

另有学者概括了权力共享的世界中公共领导者应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1）情境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 in context），对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环境、资源和潜力的理解能力；（2）个人领导力（personal leadership），理解和培养个人层面有益的发展的能力；（3）团队领导力（team leadership），组建有效率的工作小组的能力；（4）组织领导力（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培育高尚且有效率的组织的能力；（5）梦想领导力（visionary leadership），在网络中创造、沟通并共享意义的能力；（6）政治领导力（political leadership），在立法、执行和行政领域制定并实施决策的能力；（7）伦理领导力（ethical leadership），裁定争端的能力；（8）政策中的创业精神（policy entrepreneurship），将领导力与政策变革相协调的能力。^[84]这8项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领导能力回应了跨组织合作与权力分享对公共领导者提出的新要求。(www.daowen.com)

概括来看，基于胜任力视角的研究具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回应了治理网络这一不同于科层结构的新情境对领导力提出的新要求，领导者要更多地承担协调各方达成一致性目标的角色；第二，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领导力对合作绩效或治理有效性的影响。虽然已有成果不断强调治理网络中领导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对领导职能的具体作用机制讨论不足。

（二）基于绩效的领导力研究途径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public value-base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governance，PV-GPG）^[85]从绩效的视角回应公共治理挑战，绩效治理的根基是公共价值、组织战略和领导力。绩效领导（performance leadership）是在PV-GPG理论框架下提出的领导力概念，定义为：以公共治理为基础，以绩效目标为对象，在领导人引领和绩效领导结构的整体承载下，形成协同领导系统，以管理绩效治理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冲突、减少绩效损失的机制。^[86]

绩效领导是一个具有结构的概念体系，包括价值领导（value leadership）、愿景领导（vision leadership）和效率领导（effectiveness leadership）。它在绩效治理网络中发挥两个功能：第一，管理冲突；第二，传导价值。“价值-愿景-效率”搭建的协同领导框架是实现上述两个功能的体制安排。它的内部逻辑是：首先，价值和效率分别关注绩效治理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将这两者通过战略愿景进行衔接和过渡，以实现共识之下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其次，3个不同层面的领导机制连接不同的组织系统，公共价值在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进行传导。价值领导嵌入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交互过程，愿景领导嵌入政治体系与政府战略体系交互过程，效率领导嵌入政府战略体系与行政体系交互过程。

绩效领导与基于胜任力的研究途径相比，突出了两个优势特征：

一是从绩效的视角对治理网络中的领导力问题进行讨论。绩效是所有组织和共同体存在的理由。绩效将治理网络中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网络中的各主体不论是政府还是公民、市场，参与合作的目的在于实现治理绩效。在这一目标之下，网络结构不再只是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行动情境，领导力成为治理网络的内生性结构要素。治理绩效是网络层面（network-level）的绩效，即社会绩效，是行政绩效和战略绩效的综合。对于各个行动主体来说，治理绩效不再是政府单一行为的结果，各利益相关方在决策实施之前已对目标达成一致性理解，这是合作的前提，因为这些网络是由共识而非规则和权力建立的。^[87]但是，治理网络中的各主体代表了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这些诉求可能是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如何从冲突走向共识是绩效领导的重要功能。

二是突出了公共价值在领导力的概念内涵、行为、行动策略、互动方式和激励模式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公共价值被描述为一个多维度的构想，是公民的偏好经历政治协调后的集体性表达，不仅在结果中产生，而且在生成信任或公平的过程中产生^[88]。创造了多少公共价值是对跨边界、跨部门合作成效的最终检验。^[89]绩效是公共价值的具体表现和实现结果，绩效目标的达成是对公共价值实现程度的度量。公共价值和领导力的关系在于：首先，公共价值凸显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为公共领导者的行为和角色奠定了价值内涵和伦理边界；其次，领导力作为绩效领导的核心承载力，是管理多元价值冲突机制的关键要求。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偏好本身具有竞争性，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公共领导者制订规则或程序以识别公共价值并确定其优先顺序。马克·摩尔（Mark Moore）指出，定义并识别公共价值时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社会主体中是顾客、纳税人还是普通公民将作为合适的仲裁者来选择占优的公共价值？政府以谁的名义在行动？第二，如果答案不是顾客，那么如此大量的公民和纳税者是如何清晰、明确地知道哪些价值和结果是在追求“又好又公正的社会”过程中值得花费税收和自我规范的？公共领导者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公共价值的选择，进一步通过政府的战略系统和沟通、协商传导这些理念、任务和愿景，以促进绩效目标的实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