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迁都问题进行的讨论中，焦点是“如果首尔失去行政职能，首都圈的经济还能否继续发展”。反对者认为如果迁都，首都圈内的首尔、京畿道、仁川的经济发展就会停滞，以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影响。面对这样的批评，赞同者称，不能否定发生这种问题的可能性，但是在没有其他方案的情况下，只考虑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政府30年来不断倡导的“控制首都圈”及“区域均衡开发”口号只是一个幌子。而“建设新行政首都”则显示出政府分散首都优势、实现均衡开发的意志，是对国土空间结构的一次“大手术”。如果手术动刀不可避免，我们就必须考虑手术带来的一些后遗症，但是一味地持悲观态度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如何将迁都给首都圈地区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

通过几次讨论，增长论者和均衡论者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均衡”就是再分配的目标，而分配的前提就是增长。因而，为追求均衡而控制增长之类的想法，只能在革命时期或连经济增长也能推迟或能抛弃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同时，在增长阶段也要保障落后地区的机会均衡和公平竞争，这就需要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总之，不能不顾地理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也不能一味强调“均衡”或“不均衡”这样的概念。笔者曾站在增长论的框架里对“迁都”或“新行政首都建设”发表过如下内容。

“把建设新行政首都的目的锁定在均衡开发上是不恰当的。‘均衡’是再分配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而再分配的前提条件是增长和发展。所以，为了“均衡”而阻碍先发展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不明智的，应该把建设新行政首都的目标锁定在增长。也就是说，缓解非首都圈地区对现首都圈地区的牵制，提高竞争力。如果实行迁都计划，非首都圈对限制首都圈地区发展的要求将会消失，为控制首都圈地区的‘工厂总量制’这种规制也将会废止，首尔、京畿、仁川地区将各自发挥实力，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如果首尔能够保持经济、文化、历史中心的地位及影响力，有利于其与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北京展开竞争；相反，如果继续维持现状，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政府很难突破限制，促进首都圈的发展。一方面，韩国对外与其他国家在贸易、金融中心地位上进行激烈竞争，而在国内却要看地方的脸色，无法突破对首都圈发展的种种限制，甚至有些企业因为首都圈的限制政策无法进入首都圈，转而选择到中国或东南亚国家谋发展（并不选择向国内非首都圈地区迁移）。所以，首都圈地区内的首尔、京畿、仁川为了从这种束缚中摆脱出来，积极发展经济，应当把行政职能分散出去。如果不这样做，首都圈将无法摆脱地方政府对首都圈发展施加的压力，而这将可能成为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社会问题。”^[66](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新行政首都的建设对扩大地方分权也有一定的益处，即迁都后韩国地方政府中实力最强的首尔特别市、京畿道、仁川广域市将隶属于非首都圈，由此加强地方政府的分权化。此外，以首都圈过密为由，把分散首都圈职能和国土均衡开发联系到一起存在逻辑上的错误。限制首都圈过密及功能分散政策的性质不是在分配阶段追求均衡，而是追求增长。首先必须解决首都圈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升、优化首都圈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住宅、交通方面的压力，整体提升首都圈地区的环境质量及竞争力，以促进非首都圈地区的发展。问题在于与缩小非首都圈与首都圈的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不在一个脉络上。由此可见，韩国政府在所有有关首都圈的政策和计划当中，把分散首都圈功能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政策放在一个体系中进行。这种现象持续了30多年，以至于国土及区域政策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这些基本概念及政策目标表现出模糊混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