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地方政府治理

培育作为潜在税源的中产阶级。中国政府的税收大部分来自国企，约占50%的份额。根据官方数据，英国商业方面税收比重占20%～25%，50%或者60%以上的税收来自个人。在中国要创造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会带来更多的附加值，而且他们也是潜在的、重要的税收贡献者。

满足“互联网+”对政府改革的要求。减少传统的科层制思维对政府决策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培养政府的合作意识，包括政府部门间的内部合作、政府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消除信息孤岛，做到信息共享，可以先从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入手，逐步避免信息系统的重复建设。

通过形成一种新的府际关系，鼓励地方政府创新。形成一种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胡乱创新、违法创新”，以及不敢创新等新问题，“请示授权”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新形态。

构建以信任和合法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信任机制的作用，从价值、愿景和效率3方面，完善治理体系，应当将治理网络中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将领导力作为其中的内生性结构因素，建立协同领导机制。

公共政策精细化。面对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政府需要重构原有的治理模式；面对社会中的差异和分化，需要创新公共管理的技术和治理工具；政府需要建立结构扁平性、回应即时性、政策精准性以及可自由通达的政府—社会沟通渠道。

从利益整合的角度看社区治理。政府、业主和物业公司三者利益不同，需要根据不同的社区结构找到适合的利益整合点，建立起利益共生结构，最终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社区治理结构。

（二）以发展社会组织为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

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发展社会组织。除了基层政府、准政府的群团组织及村居委员会等传统的定义以外，各类新型的社会组织实际服务的民众数量及效果已经远远超过城市居委会。加强基层建设必须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以充分的政策支持。从执政党的角度而言，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创新治理模式和基层建设路径，既可以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又可以充分调动整个社会的活力，加强党与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进而厚植党的社会基础，有效提升党的执政能力。(www.daowen.com)

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当前社会治理需要高水平、职业化、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具有稳定的职业属性、专业化的知识技能以及专业的权威性。建议以岗位设置为核心，以法制和规范的发展规划为前提，建立社会工作运行的制度体系。

（三）完善城市公共安全的危机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建设

制定防灾减灾投入的长期规划，建立稳定的应急管理机制。1995—2014年，我国防灾减灾的投入在不断增长。但与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防灾减灾投入受到客观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突发灾害、官员任期影响较大。因此，应确立长远的防灾减灾投入规划，建成一个更完备、更稳定的应急管理机制。

在生态框架下理解和研究城市冲突问题。提高社会对于“冲突”的容忍度和可接受程度。对于冲突的分析，要了解深层次的问题，并且探讨不同主体的观察视角，运用多边的、立体的、生态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和解决各方之间的冲突。

构建德治、法治和智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网络。当代中国治理主要面临4大挑战：信息化、城镇化、老龄化、全球化。面对以上挑战，应着手构建德治、法治和智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网络。首先，构建德治网络。注重发挥“德”因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信任秩序在德治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其次，构建法治网络。在网络时代，要更加充分理解契约秩序的重要作用。最后，构建智治网络。

把前馈控制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趋向。现代危机管理的核心趋向就是前馈控制。做好前馈控制，重点取决于对潜在危机的识别和对早期时间尺度的把握。危机管理的4个阶段分别是潜伏期、萌芽易控期、突变可控期和扩散失控期。因此，务必做好前馈控制工作，构建预测预警预控系统。

鼓励有利于冲突化解和转化的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媒体具有自己建构新闻议题的特点，对于冲突过程的影响，媒体建构新闻议题主要有挑火式、灭火式、化解式和转化式4种方式。要鼓励有利于冲突化解和转化的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具体来说，要强化行业自律、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严格行业规制、惩治违法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