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升城市区域发展水平，构建中国化的城市体系

明晰城市区域概念，加强城市区域规划研究。中国对城市区域，以及城市群、都市圈等概念界定较为模糊，与国际标准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异，这对国家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一些影响，甚至造成国家规划政策的低效。中国应该逐渐加强城市区域以及城市区域规划研究，明晰城市区域以及城市群、都市圈概念，通过理论研究的完善促进中国城市区域规划的调整与完善。

提高政府效率，提倡多方协同治理。中国城市区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应该强化政府政策对城市区域发展与规划实施的保障体系，完善空间规划体系、提升规划水平、健全规划的实施保障。同时，避免政府对城市区域发展过度的直接干预，降低政府干预造成的效率损失，促进政府规划与政策的高效运转。促进多方合作，强化多方协调，特别是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协调、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城市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坚持市场主导，增强市场化水平。中国城市区域发展主要是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推动实施的，但是面临着效率不高的问题，甚至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发展困境。解决城市区域问题不能仅仅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拉动，更应该逐渐提高市场力量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政策促进城市区域发展与相关发展问题的解决。中国城市区域的发展应该更多地引入市场化的力量，引入城市竞争协调机制，提升区域发展的市场化水平，用市场引导发展与建设，逐渐将市场变为引导城市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

加强国际交流，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全球范围内某些城市以及城市区域均有成功的发展成果，能够为中国城市以及城市区域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例如新加坡的交通规划政策、东京都市圈发展、首尔都市圈发展、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建设等对中国大城市以及都市区、城市群建设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应该不断学习国际成功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建立更具有实用性的政策指导，促进中国城市区域的健康发展。同时注意，借鉴国际经验不能照抄照搬，应该结合中国的现实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更具有实用性的经验做法。

完善顶层设计，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城市区域发展需要系统化设计与精细化管理，需要通过完善的、综合的、系统的体制机制设计，构建城市区域发展的基础。系统的规划设计包括完善的空间规划体系、城市区域规划保障政策、交通体系、区域城市发展多角度的联动体系等，通过多方的、综合的系统设计，综合性、战略性的考量，创新发展策略，建立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实现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体系的构建。

（二）建设宜居城市，统筹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友好发展

着力解决水资源约束，促进城市发展转型。对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进行合理评估，使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适应。同时，城市的发展政策应当做出适应性调整，由用水效率优先导向转为用水总量控制导向；促进产业之间的结构合理化，降低产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产业的效益与效率，采用投入产出优化模型和情景模拟方法，揭示城市转型与水资源约束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合理规划利用城市土地，扩大交通供给。将城市发展决策、交通供给和城市土地规划3个策略相结合，共同提高政策效率；预先合理进行区域交通布局，建立城市群之间的互通关系，以中心城市的交通枢纽作用带动周边区域城市的交通发展；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合理规划布局，缩短通勤距离，尽可能减少在通勤上的成本，使居民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达到最佳的均衡。(www.daowen.com)

深化内涵理念认识，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倡导城市可持续发展、以人文本、人与自然和谐、尊重城市历史文化、重视城市创新和包容精神的理念，建立主、客观相结合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客观指标维度应该包含城市安全、环境宜人、生活方便、交通便捷、社会和谐5个方面；主观指标维度应该包括城市安全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环境健康性、自然环境宜人性6个方面，结合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宜居性做出总体和分维度的评价。

降低产业空间风险，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注重供应链管理，通过地区间的分散化供应来降低产业风险；利用各城市的产业优势，节省自身的投入成本，将业务转包给特定的供应商；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保障制度的建立，需要突出高层领导小组的督导作用，将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决策的高度，对区域规划进行再调整，促进地区间的产业对接，成立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基金，建立绩效评价机制进行引导。

（三）打造集约城市，统筹土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深化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细化规划目标。明确主体功能区规划监测、评估内容和发展目标；改革我国统计制度，打破数据垄断的状况，创新政府大数据采集、应用体系，整合各种数据，准确反映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空间分布、治理状况；尽快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和绩效评估，建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数据库，保障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实施；加强对空间形态、空间布局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为绩效评估提供科学支持。

重新实施控制大城市政策，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调整产业规模和结构，从影响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因素入手，对产业和就业结构等经济因素进行调整，以此调控区域人口规模，并在调控中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采取“以业控人”的方式调控人口规模，合理进行城市规划，促进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协同发展，合理进行新城建设，以政府机构、优质教育医疗机构的搬迁为抓手，引导就业人口及其家庭人口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均匀分布，形成多中心或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加强城市群建设，一方面，大力扶持城市群中的次级城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实现分阶段的一体化管理，使城市群内部的人力资源流动阻力减小，以更好地为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服务。

加快城市居住用地供给侧改革，促进住房供应体系优化。淡化总量控制，增加居住用地供地弹性；优化保障性住房土地供给，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城市中有限的土地资源，除了积极盘活建设用地存量、从农村土地征收和城市拆迁中增加保障性住房用地的储备外，政府还应采取高密度集约式的土地利用方式，从而达到对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解决更多人的居住问题；统筹考虑新型城镇化与保障性住房选址建设，同步完善配套，为中心城区疏解人口在外围地区生活就业创造良好条件；放开别墅的土地供给，带动产业链。

推进创新创业的纵深发展，提高制度供给的质量和效益。以完善生态链为立足点，着力补齐创新创业制度保障的短板；以价值链为着力点，着力解决创新创业融资渠道方面的问题，包括财税金融、资金融通与精准服务等；以优化人才链为切入点，着力解决人才资源集聚难题；以带动产业链为聚集点，着力建设由新技术向新产业落地的组织；以强化创新链为支撑点，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突出问题。

加强流动人口的宏观调控，合理调控流动人口规模。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流动人口，根据市情分别制定和实行不同的引导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调控力度；大力发展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就业中介组织，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推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