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大都市，一般来说是指经济网络或城市网络中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支点城市，它们具有面向国际、区域的功能集聚和辐射能力，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创新、宜居、可持续等多个维度进行评价。当今的国际化大都市，正在面临从注重效率向注重可持续转化、从注重经济硬实力向注重文化软实力转化、从注重生产向注重宜居转化、从注重经济规模向注重科技创新转化。一些经济总量、人口总量不大的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承担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给今天后发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国际化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一座城市所承担的特别的责任、所扮演的特别的角色、所具备的特别的优势，是带动城市地位提升、加快国际化推进的重要因素。而责任、角色、优势3个问题，也是国际化大都市面向未来发展所必须应对的挑战。

议题1：国际化大都市在全球重大发展进程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知事元喜龙分享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数字革命之下，济州是如何回应全球面临的安全、环境、文化遗产和产业进步等问题，如何让城市发展在把握今天的同时还能面向未来。元先生重点提到济州发展的两个战略点，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清洁城市”这样的一个城市品牌形象，二是要坚持共存发展这一方向，以此来推动济州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成为全球领先的城市。元先生谈到济州同样面临着全球正在遭受的气候变暖、生态多样化遭到严重破坏等问题。济州未来发展的两个核心是清洁和共存，政府提出3个原则来推动济州岛的环境等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保护环境，第二个是要平衡投资，第三个是要构造投资于未来的价值。济州岛现在有一个绿色宽带倡议，就是要把济州岛变成一个零碳排放的岛屿。另外，济州岛现在正与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合作，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推动济州岛的清洁品牌。济州岛正在向世界展示和推广一个和谐发展的品牌。

韩国仁川市市长规划和协调事务助理李庸哲分享的主题是“市民创造的健康国际城市：仁川2050愿景”。李先生立足于将仁川建设成为全球的关键城市、海洋文明的代表城市、健康绿城这一目标，分享了仁川市的2050愿景计划、行动方案及安排。李先生认为在城市规模和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仁川要充分利用好自身的文化遗产资源，把握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通过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来实现自身的发展。仁川的2050年愿景，要落实3大战略构想。第一，要成为国际化的城市，要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机场、港口等。第二，建设海上文明，希望把仁川建设成一个海上文明城市，文化产业是仁川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仁川未来将继续加强和推广港口文化和海上文明，希望能够实现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第三，建设绿色城市，仁川也有相关的绿色发展目标。未来的仁川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实现人民幸福，整个城市将充满活力，绿色环保。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冯奎站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统筹全中国发展的立场之上，讨论了国际化大都市包容性发展的问题。冯先生认为中国特大城市的包容性增长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同时，冯先生也谈了一下他所观察的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中国的特大城市在推动包容性增长方面，在城市发展目标方面，表现出包括越来越重视社会与环境等在内的10个新动向、新特征。冯先生也提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推动包容性增长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并提出了关于包容性增长的8条建议。第一是发挥特大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主线作用，包容性增长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创新、绿色、开放、协调、共享等发展理念具有内在的根本上的一致性。第二，在规划方面应该促进以包容性增长作为指引的多主体参与的、多方面规划的融合，特别是要在规划当中强调对于环境、气候、资源等方面问题的解决，要强调对社会分化、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解决，而这些是传统规划当中比较欠缺的内容。第三，要推动特色小镇的发展，这方面的核心是要给予层级比较低的一些城市空间单元以平等的发展权，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重视、支持这些城市的发展。第四，在城市，特别是在区域当中，围绕着区域的协调、特大城市的包容性增长，以区域为一个广阔的视角来推动我们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城市群的发展。第五，要建立一些长效住房制度，来确保进城人口有基本的居住权利，在居住上得到一些保障。第六，在放开户籍方面，尤其要探索对特大城市有效的人口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中国的中小城市的户籍已基本上放开，未来要逐步探索特大城市人口户籍管理的制度，使特大城市的发展能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享，为愿意进入这个城市的人所共享。第七，要建设好智慧城市，特别是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对于包容性增长在技术方面的支撑。第八，推动公众参与能力的培育，进一步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作与互动的模式，来提升特大城市的治理能力。

方塘智库创始人、理事长叶一剑从贵州、郑州、西安等几个内陆城市案例的角度解读了城市国际化问题，他认为对于所有的区域和城市谈国际化命题几乎是必然的，无论是已经经历过高速或是超级城市化的城市和区域，还是正在经历国际化的城市和区域，国际化目标都趋于一致。但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城市必须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化，以此来塑造自己新的竞争力，或是面向未来的竞争力。理事长谈到，在讨论国际化问题时应该从两个视角出发：第一，这个区域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第二，世界可以给这个区域带来什么。在这样一个区域和全球的对话中间需要一个平台，而城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和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但要扮演好区域和全球对话的平台角色，还要考虑怎么扮演好这个角色。另外，他还提到，国际化城市离不开全球资源配置的超级平台。今天无论是产业的发展，还是区域的发展，单点突破都变得无解，必须要用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关于系统性的载体，他提到5点：对资本重视，对技术重视，用互联网，用市场化机制，对文化进行挖掘，这几个点共同发酵才能产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超级资源配置平台的诞生。最后他提到城市成为资源配置的平台离不开5个关键词：生态化、社会化、文明化、智慧化和国际化。

议题2：中国城市应当学习哪些国际化大都市的成功经验，同时注意吸取哪些失败教训？

台北市世正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资深顾问欧晋德先生认为，国际化大都市，最重要的是风险管理和危机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成长速度的提升，人口逐渐向都市集中。都市管理者必须具有前瞻性以面对以后的问题，如垃圾、交通拥堵、水资源供给、医疗、房屋供给、贫富差距、治安等。随后，欧晋德先生举例说明台北市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垃圾处理问题上所做的一系列努力。

纽约市规划局前局长、中国国务院外专局资深美籍规划专家、美国龙安集团董事长饶及人先生认为，“大城市病”是指大城市里面出现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包括雾霾侵袭、交通拥挤、房价上涨、上学难、看病难等，大城市病将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此外，饶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中，当人逃离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时，会把大城市的压力转到中小城市，以致一些中小城市复制或者被传染“大城市病”。最后，饶先生用纽约的案例说明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必须要结合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人为本是以民为本，绝不是以商为本，或者是以官为本，反映的是谁在这个城市说话算数。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刘士林教授认为，判断“大城市病”首先需要全面的数据，其次需要全面的调研，最后要做到量入为出。刘教授依据对36个大都市近3年主要数据的统计分析，结合世界大都市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经验认为：（1）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发展将进入新常态；（2）深圳、宁波等“新贵”将在局部赶超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3）都市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态势息息相关；（4）“文化短板”是中国大都市的“通病”；（5）“生态环境也是GDP”的新标准呼之欲出；（6）以“分类发展”统领中国大都市走向未来。

天津城建大学副校长、中国城市经济委员会大城市委员会主任王建廷教授从规划建设管理视角讨论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可持续发展。他认为：（1）聚集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聚集度决定了经济增长和空间结构的竞争力；（2）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功能必须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的需要；（3）从生产的角度看，两类循环的交替，要求城市必须不断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4）从生活的角度看，城市环境必须不断满足人的需求，城市化、逆城市化、城市更新、再城市化是必然趋势；（5）所谓城市病是指城市功能无法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需要的状态；（6）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城市功能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能满足人们未来需求的发展状态，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必须系统解决城市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王教授认为产生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包括：（1）规划、建设、管理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2）城市发展目标不明确；（3）资源配置缺乏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分工专业化的应有考量；（4）产城分离，地下空间规划缺失；（5）缺乏城市特色和文化传承；（6）建设过程的各个方面存在漏洞；（7）国家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观念。在解决方法上，王教授提出：（1）提高城市规划水平；（2）提高城市设计水平；（3）着力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4）提高城市软实力。

以下为与会者的讨论。(www.daowen.com)

白长虹（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请台北市世正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资深顾问欧晋德先生回答，上午郑永年讲到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政府起到强力主导作用，在目前的模式下，政府还是要伸手，而不是不管，要在配置当中去大城市化、去中心城市化，从而解决中国城市问题。与下午的城市国际化讨论相比，这两种看法和建议，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有哪些可以共融的地方？

欧晋德：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快速地发展，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在实务方面这种快速发展常常会引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发展太过迅速而管理者还来不及应对。比如住房问题，在短时间里提供那么多住房，让想要进入都市生活的人有一个和谐的空间，是很不容易的，这会造成一些负面的问题。不止中国，其他很多国家，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都有这种问题的存在，会产生某些贫民区域，会造成很多文化的冲突，到最后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在政治上很棘手的问题，这都是在都市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我认同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城市的包容性需要很大的空间，需要在文化背景等各方面进行努力。

龚克（南开大学校长）：请冯奎研究员回答，国际化大都市应该成为包容性发展的标杆，给所有城市包容性发展提供经验和范式。那么从一个城市的概念出发实现包容性最基本的因素是哪些？一个包容性的城市和一个非包容性的城市最大的区别因素是什么？

冯奎：特大城市的包容性有其特殊性，我们一方面希望城市发挥包容性增长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因为是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在全球的城市体系当中不断向上走，精英主义的导向或者是其他更加高端的价值追求也使得它有可能走到塔尖而变得更加封闭，这时我们可能会看到特大城市的管理者一边在倡导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一边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关起门来，这种情况其实在国内和国外都可以观察得到。我认为包容性的城市与非包容性的城市之间的区别因素是流动性，流动性关注的重点是弱势的进入，包括各种弱势因素，特别是弱势人群的进入。特大城市的方向应该是扩大这样一种流动、扩大这样一种交流。其中包含着几层意思。第一是真正要以人为本，而这些人不单纯是精英导向的精英人群。第二是特大城市的发展要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而不单纯是经济上一时的增长。第三是从长远来看，只有流动、多元包容，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协调的人群结构和职业互补，最终更加有利于这个城市的健康发展。

龚克：现在至少在中国，能够称得上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如北上广都在限制流动，尤其是限制基层的流动，例如在北京、天津非常突出的流动人员子女考大学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尖锐。现在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必须采取非常及时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社会冲突，现在这些问题可能必须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如果等到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就会比较被动了。

龚克：请叶一剑理事长回答，大都市成为标杆，生态也成为标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一剑：存在两个生态，一个是长期的自然生态，还有一个是文化生态，这是两个基本点。自然生态发展到目前为止，换句话说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不知不觉就陷入一个基调里面，那就是反思。反思我们这个城市。反思要有工具，如今反思利用的最好的工具首先就是自然生态，在全球变暖这样一个生态化的问题成为全球主导议题的背景下，讨论自然生态有一个正义性在里面。那么为什么提到文化生态？这是因为环境的公共意识在社会层面已经开始觉醒，尤其在已经落脚于城市中的市民中间觉醒了，所以人们必须要经历一个反思的过程。过去，快速发展可以避免很多社会问题变成公共问题，但是今天雾霾和环境一定会成为公共问题，如果不这样反思一定会引发社会冲突。另外，就是在地文化意识的觉醒，以前全球文化的输出方和接受方今天都在思考在地文化的价值，并且认为这也是文化生态的一种体现。最后他还提到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在一起发展，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当中两者都在发生主导作用。如今从生态和文化的融合角度一同推动城市美好发展已经走上了正轨。

杨全（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三年级学生）：请元喜龙知事回答，在目前的大城市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旅游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化过程中，特别是国际旅游者在各个国家之间流动，其实对城市的国际化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在国际旅游者推动城市国际化进程当中，目的地旅游城市或东道主城市应该怎样处理这些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的冲突，或者说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国际旅游者会对国际都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国际旅游者自己的本土文化与目的地城市文化这两种文化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和影响？

元喜龙：济州岛一年接收1300万游客，其中300万游客来自中国，其他的游客来自韩国本土和其他国家。济州岛本地的人民正在面临着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如果游客从其他地方飞到济州岛，所有产业都是针对旅游业来发展的，比如说旅游业带动了就业。并且这个区域是以旅游业为导向的，其他的行业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有一些行业获得了益处，有一些行业可能因为旅游而限制了发展。济州岛的居民有这种政治权利，有的时候大家想要接待更多的游客，但是有一些群体会非常排斥游客，因为这可能会造成过多的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因此政府必须要在这方面加以关注，要保持这两类人的平衡，让他们能够和谐相处。第二，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地区，必须具有自身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环境，也可以是当地人。就济州岛来说，在国际城市的竞争中，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当地人的能力，以期济州岛作为国际化的城市能够更好地服务游客。

饶及人（纽约市规划局前局长）：请李庸哲市长助理回答对于纽约和台北这些城市的城市规划、城市管理有什么样的个人观点。

李庸哲：首先我没有到过台北，非常遗憾。我到过纽约，给我的感受，纽约的一些基础性设施建得比较好，而且中央的权力也下放得比较到位，相比之下仁川可能各个地区的自治团体、地区性的组织有一些权力，所以这一点可能是比较有差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