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转型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一项新的国际性研究课题。21世纪以来，城镇化战略提速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到2010年，全球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其中大多数居民进入正经历快速增长和转型的小城市；与此相对，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居住人口，并以每年1600万人左右新增城市人口的规模在增长，其中大多需要融入的是中国的大中型城市。到2015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42个，其中包括超过1000万常住人口的6个城市。副省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与2000年相比，扩大近60%。由此带来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际的、跨行政区的居民流动尤其是每年近千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这些引发了经济的转型、产业的升级、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由此加剧了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化和居住隔离等问题，给城市治理和人居环境改善带来巨大挑战。

议题1：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教授认为，实现绿色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履行中国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2030年中国碳排放量将达到峰值”承诺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推动城市化的关键路径。实现绿色转型包括3方面内涵。一是要实现城市化转型，即从孤立到集聚。对于城市及其发展的讨论不仅关注于该城市自身，更应重视其所在的城市“组团”。集聚可以有效推动城市GDP的绿色增长。二是要实现生产转型，即从高碳排到低碳排。不仅强调使用替代的清洁能源，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技术更新实现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三是要实现消费转型，即从拥有到使用。将消费所有权导向转变为分享导向，探索共享流动性的城市体系。以出行为例，共享经济下出行效能的提高比单纯的私家车保有量增长，更能体现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赵志荣副教授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设施价格高昂、受益具有长期性、受益分散以及受益预期不确定强等原因，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往往面临巨大困难。5W（Who，Where，and When to receive benefit，Which way to pay，and at What level）受益分析框架是基础设施资金筹措的有效方法，其基本原则是使设施受益与财政责任相匹配。在衡量设施受益时需要从多维度出发，受益对象（who）决定了基础设施的公益程度，受益范围（where）决定了政府责任的层级，受益时效（when）影响投融资结构的选择，受益回报机制（which way to pay）体现多种财税手段的结合，另外，基础设施定价（at what level）是重要的治理工具，如新加坡的拥堵收费、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动态收费以及目前研究中的里程收费。研究发现：（1）中国往往强调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但却造成了政府的缺位；（2）在政府体系中，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更大作用，而地方政府的作用发挥不充分；（3）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是改革的一部分和有效途径，但最终财税改革才是真正的核心。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陈天教授指出老旧社区改造是当前城市建设的一项重点内容，然而老旧社区改造大多局限于基础性条件改善，而忽视了绿色、节能改造，影响了城市整体更新进程和水平。老旧住宅小区绿色改造的内容应当包括房屋建筑，道路交通，景观与海绵城市改造，资源节约利用、回收与新能源利用，政策与实施，体现为一个综合性的系统进程。在实践中，政策及其实施是难点。从总体来看，当前老旧住宅小区改造多停留在初级层次，应进一步探索绿色化、适老化等较高层次的改造方式：（1）在资金保障方面，政府单一的福利性投入方式难以支撑绿色化改造广泛实施；（2）在制度政策上，缺少对住宅绿色化改造的认证制度，缺乏政策支持，难以用现行的规划、建筑等行业规范衡量住区改造项目，缺少针对改造项目的相关规范；（3）在参与主体上，参与主体单一，多为政府房管部门负责，缺少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公部门与私部门的合作。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社会局调研员徐彦云讲到，中新生态城在2008年正式破土动工，2013年第一批居民入住，即将迎来10周年纪念。其发展和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成为中国两型社会建设的样本和典范，且其经验能够得到复制和推广。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与发展秉承“三和三能”的理念。“三和”指人与人和谐，通过社区的建立使大家有归属感；人与经济和谐，就是经济能够服务人，而不是人服务经济；人与环境和谐，人与环境共存。“三能”指的是能复制、能推广、能和谐。生态城为此确立起涵盖22个定量指标和4个定性指标的评估体系。目前已经实现100%的绿色建筑和90%的绿色出行，在绿色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新天津生态城邻里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城市次中心的三级结构体系以及居民15分钟的步行生活圈，为其他城市的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发展与管理系张蔚文教授在发言中提出，特色小镇强调工业、文化、旅游、社区发展“四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其既不是建制镇，也不是传统的工业园区，具有发展上的特殊性。在浙江，由于聚集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基础好，信息技术强，较早地发展起特色小镇。在特色小镇的蓬勃发展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顶层设计的相互龃龉，浙江强调“特色小镇”，而中央强调的是“特色小（城）镇”，两种称谓意味着发展的核心和方向存在区别；二是特色小镇成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这导致特色小镇的建设带有盲目性，使特色小镇不再“特色”，形成建筑垃圾；三是房企参与特色小镇的建设问题，从实践来看，不论是“世合田园”“桃李春风”，还是良渚文化村，都是房企建设非常成功的特色小镇。这证明对于房企参建特色小镇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形成制度，合理参与，规范建设。(www.daowen.com)

议题2：城市转型与创意产业发展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迈克·唐迈（Michael Dunford）指出，目前，全球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新兴国家因掌握后发优势而加速崛起，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或者说发展的减速。虽然基础上体现为较为鲜明的不均衡，但是在这样的发展情况下，终将实现总体发展均衡。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也是最终实现融合的重要原因。中国模式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显示了实施连续的、有继承性的或者说可持续性的改革的重要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都需要探索新的现代化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非一味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有路径，否则将会“摧毁”世界。未来各国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包容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英国拉夫堡大学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提出巨型区域是全球化的新城市形态，巨型区域自身是一个多领域的复合概念，包含了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内涵，这也是造成对巨型区域研究非常困难的原因之一。巨型区域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并呈现出从欧洲到美国再回到欧洲，最后在20世纪末开始在亚洲得到蓬勃发展的重心转移过程。在当代，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巨型区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速，并更加复杂化。在对巨型区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由于需要适合特定地区发展内涵，巨型区域的概念建构成为研究的关键，同时也是其研究中首要的也是最大的困难。此外，什么是巨型区域、哪里是巨型区域、这个地方为什么成为巨型区域、谁建设了巨型区域或者说其形成动力来源于哪里、巨型区域的建设进程如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赢家和输家……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回答。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叶林教授认为，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影响，城市地区经历了重大转型。广佛都市圈是珠三角3大都市圈之一，两地政府以各种公共服务为突破口，以政策力量逐步推动广佛走向同城化。广州和佛山两地政府在都市圈建设过程中尤其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虽然存在共同利益，但在具体的合作方式选择上仍然存在激烈的博弈，最终在不同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合作模式，并非是统一模式。另外，通过广佛都市圈的建设经验也可以发现，在珠三角地区城市间基础设施和环境服务处理上，省级政府与市政府的职能定位有显著的区别，反映出不同层级政府在财政能力、合作与支出方面的意愿，以及整体增长动力上的强弱差异。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刘阳副教授认为，目前的创意产业和城市创新经济在给城市增添活力的同时，客观上也进一步加深了城市不同群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何深静副教授认为，根据fix（修复、固定）的双重含义，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同样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修复，即对老旧地区落后状态或者说“破损”的修复，使其跟上城市整体发展步伐；二是指固定，即资本投资和发展模式的固定，这将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城市建设环境体现出固定投资的物质载体的重要性并成为满足资本积累要求的空间工具。在中国，2000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城市空间修复的重要途径，并在一些城市得到了成功的实践。尤其在上海，在政策驱动下，文创产业已成为城市经营的重要策略，如上海红坊。此外，深圳在发展中也越来越重视让文创产业在空间修复和城市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