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涉及人口转移、社会变迁、文化演进等方面。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公共安全、社会隔离、群体冲突等问题。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一方面扩展了城市管理的范围，另一方面方便了机构和居民参与城市治理；城市政府一方面带来新的管理问题，另一方面提供了新的管理手段。在诸多新的问题中，治安、反恐、减灾防灾、公共卫生等公共安全问题较为突出，它们不仅损害城市居民的生活，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基于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大众参与管理的背景，城市治理需要政府、机构、居民共同参与。在本分论坛上我们将分享各国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经验，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官民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之路。

议题1：基于“互联网+”的城市政府改革

英国国王学院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的发言题目是“The Political Impact of Urb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城镇化的政治影响）。首先，布朗教授通过讲述中国飞速发展的故事引入城镇化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并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中国过去几千年历史上的主要城镇和不同历史朝代中国人口的发展情况。中国在1998年仍有80%～90%的农村人口，到了2010年，如果考虑到农民工和生活在城镇的人数，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50%。布朗教授认为中国的农村非常具有城镇化特色，要理解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体现，也是中国梦最重要的体现；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与社会资本和城市管理息息相关，城市化也可能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会出现新城市居民，从而影响经济、政治发展。其次，布朗教授细致讨论了城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3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服务行业的发展、消费升级拉动内需、税收变革等，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转型；第二，对政治的影响，城镇化会融合中国公民和全球居民；第三，对社会的影响，中国公民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纳税人和社区的组成部分，强调他们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最后，布朗教授总结了中国与欧洲模式的最大区别是税收体系的不同，认为税收是城镇化中较为复杂的问题。因此，他提出未来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将公民的经济角色与他们潜在的经济贡献结合起来。

澳门理工学院访问教授张锐昕的发言题目是“‘互联网+’城市政府改革：现实问题与策略选择”。张教授通过对2014年深圳市“互联网+”政府改革的调研情况，揭示了其核心目的是在“互联网+”行业的趋势中的政府定位问题，并指出了现在深圳市政府在发展“互联网+”的过程中存在几点问题。第一，在思维观点上政府仍存在官僚化的思维，在行为方式上也受官僚化影响，以至于在横向上会出现沟通不畅的情形。第二，政府需要具有与企业合作的意识，需要共享资源，协同办公。第三，要保证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深圳市政府目前存在着整个行政体制设置的单向度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张教授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政府要转变意识和思维观念，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落实“互联网+”。第二，面对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平衡的问题，政府应该尽力提供前提条件和基础，并且能够实际地落实“互联网+”。第三，构建一站式政府，建立信息交换平台，发展电子政府。此外，张教授还对一站式政府进行了深入阐述，并以深圳市信息资源的整合为例，指出了在推进政府从虚拟政府到信息政府再到一站式政府的过程中，政府行为的重要作用。张教授认为在发展“互联网+”和电子政府的建设过程中，应该确保由政府提供的前提条件先准备到位，然后才有可能真正使电子政务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效果。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郁教授认为地方政府创新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变量，他提出了新的概念，对地方政府创新的新变化做出解释。首先，郁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学科研究路径，以研究地方创新为目的，总结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和它的过程，强调自主探索、自上而下，主要以北京大学管理学院俞可平教授团队为主；另一种是区域研究路径，把研究地方政府创新作为工具，以此来观察、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以及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高层级政府通过试点的方式，授权地方政府开拓创新，主要以德国学者，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的年轻学者为代表。郁教授综合研究现状和现实发展情况，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的申报数量的减少不等于创新的积极性降低，需要观察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创新的实际进程。其次，郁教授试图超越结构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从过程维度观察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地方创新实践，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解读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郁教授以嘉兴市在2013年的一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案例，将改革进程从方案设计、请示上级到确认授权再进行实践探索的创新过程称为“请示授权”，并对创新实践方案进行比较，指出了创新方案在主体维度和功能维度上存在不同。最后，郁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纵向政府间关系规范性的目标应该是集权分权并重，指出借助高层级政府和低层级政府纵向政府间边界的不确定性，实现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纵向政府间关系。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包国宪教授基于广东汕尾市品清湖围网拆迁的案例，探讨了“城市治理网络中的绩效领导结构特征与机制”。包教授认为城市治理面临着诸多问题，构建以信任和合法性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尤为重要。首先，他以汕尾市品清湖的围网拆迁为例进行分析，引入PV-GPM（Public Value-Base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的作为理论框架，提出了绩效治理的领导力概念。在治理过程中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分别是价值层面、愿景层面和效率层面，与过去权威性、线性的领导力机制不同，这是结构性的领导力机制。其次，包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领导概念——绩效领导，即在政府主导下，绩效治理过程中绩效领导者传递价值理念、解决价值冲突、减少绩效损失以实现绩效目标的过程和能力。它具有两个核心特征：其一，网络结构不再只是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行动情境，领导力成为治理网络内生性结构要素；其二，突出了公共价值在领导力的概念内涵、行为、行动策略、互动方式和激励模式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领导力作为绩效领导核心承载力，是管理多元价值冲突机制的关键要求。最后，包教授认为绩效领导具有网络体系下的一致性，是建立信任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和沟通能力提高的有效途径。绩效领导所用的机制在沟通方面最少有3种，一种是行政机制，一种是市场机制，还有一种是信任机制。它是三维的协同领导机制，与过去的权威性领导相比具有更好的效果。

中山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何艳玲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开放时代中的治理变革”。何教授指出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转型问题，来源于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所创造的开放社会与传统体制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市场化、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互联网和信息化的推进，对传统信息体制形成了冲击。何教授指出了信息在传统体制下的特征：第一，信息是隔离的，是内部所有的，通常是科层体系；第二，信息是垂直传播的；第三，信息是分层供应的，信息本身是分级的。这些特征使得信息成为一种可被垄断的权利。互联网的普遍使用使得信息出现了变化：第一，互联网的特征是匿名表达；第二，能即时传达；第三，信息是叠加的，就是信息具有增值性，而且不断会有人在这个信息流动过程当中添加新的信息细节，使得初始的某一个片段变成一个信息流，并在流动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第四，行为变成数据并可被解读。封闭体系当中，很多行为是可控的，使我们知道公众不知道的；当行为变成痕迹，变成数据，而且有很多人利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解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很多秘密可控的行为已经不可控了。

面临信息可自由获得的现状，政府体制和治理工具如果没有及时回应社会结构变化，秩序就会失衡。同时，伴随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块状结构代替了层级结构，网民成为媒介，因此公共事务领域的体制变革要进行相应的改变：第一，要转变政策的群系，对传统的代表、参与、抽样进行重构；第二，利用开放性确认分歧，在开放社会要确认分歧，公共管理技术和治理工具是重点；第三，在新的开放式环境下拓展解决公共问题的路径，要寻找更多创新型的思维工具，适应和驾驭开放性。最后，何教授认为面对开放社会体制，以结构扁平性、回应纪实性、政策精准性以及可自由通达的政一社沟通渠道为基本特征，是中国现代城市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赵聚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利益整合与博弈”。赵副教授认为城市治理是从基层、社区开始的，因此选取社区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他对一个大型的、异质化很高的城乡结合部社区进行分析，这个社区包含了新式商品房社区、城市老旧社区、村改居社区等类型。赵副教授指出，社区类型是多元的、异质化的，由此会形成很多不同的治理模式。在社区中主要表现为两种治理模式：一种是传统模式，主要表现为控制，基层政府特别是附属机构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的作用比较突出，维持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一种是新式小区的治理模式，基层政府、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的存在感较差。社区居民的主要诉求表现为3点：（1）社区的生活环境、卫生；（2）安全；（3）房产的保值升值问题。赵副教授表示，在新式小区社区中主要存在的是物业公司和居民之间的矛盾。社区治理中存在博弈，在政府、业主、物业公司三者的博弈中，各自的利益和聚焦点是不同的。基层政府关注的是稳定，物业公司是为了营利，居民希望有管理好的物业公司。赵副教授以天津的丽娜模式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丽娜模式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将业主和业委会一体化，可以减少不稳定因素。完善社区治理的关键是根据不同的社区结构找到合适的利益整合点或者建立利益共生结构，最终搭建起与之相适应的社区治理结构。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问题比较少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模式、业主主导模式和企业主导模式。

议题2：基于共享理念的社会治理改革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罗伯特·查斯金（Robert Chaskin）教授以“美国城市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治理：系统分析”为题，通过回顾了美国几十年来公众、非营利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分工方面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的治理形式，并且促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层面重新思考如何看待城市治理。国家（地方政府）的正式机制和一些非政府（私人）利益和行动者之间出现了新制度安排，这样的安排从地区到城市再到社区层面分为不同的规模。他认为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的社会政策再次把地方社区作为规划和行动的单位，包括从服务一体化到住房建设以及经济发展，再到广泛的“社区建设”。支持当地需要的决策和行动是通过组织结构来实现的，这些组织结构将社区利益相关者纳入规划、决策和实施等一系列活动中。据此，查斯金教授以社区组织的生态为重点，探讨了在3个美国城市中，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组织及其参与机制（以某种方式代表其社区）。他介绍了社区治理的执行功能，讨论了结构化关系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他还探索了两个关键问题——合法性和责任，试图从不同的参与性机制和社区组织的有效性中汲取教训。(www.daowen.com)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曾家达教授以全球化为背景，探讨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中公民参与的不同表现。他运用系统生态的理论框架，从SSLD（知行易径——策略、技能、学习、发展）视角出发，着重探讨由需要（need）、处境（circumstances）、特性（characteristics）和力量（capacity）4个层面构成的“需境特量”以及环境、身体、动机、认知/思维、情绪、行为等6个领域在个人、家庭、机构和社区中的体现。其中，SSLD（知行易径）是曾教授提出的一套基于事务驱动的理论研究框架，并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针对本次有关社会组织的公民参与的谈论，曾教授认为SSLD系统理论可提供一个有助于公民参与的系统化方案。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和检验了与多边参与有关的主要概念和问题，其中包括生命世界的结构、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社会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多边互动。此外，他还提出一套鼓励公民参与的务实建议。

华东理工大学徐永祥教授以“创新社会治理与加强基层建设：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两大议题”为题，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两大主题，并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徐教授介绍了加强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背景及二者的定义、基本特性和原则。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他认为从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会改革是根本动力，基层建设则是基础，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现实性。离开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治理创新就会变成言而无物的空话，基层建设也难以加强，甚至会强化以往行政化的体制弊端。从基层建设的角度而言，“基层”的内涵及外延发生着愈益深刻的变化，除了基层政府、准政府的群团组织及村民委员会等传统的定义以外，各类新型的社会组织实际服务的民众数量及效果已经远远超过城市居委会。加强基层建设必须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以充分的政策支持。从执政党的角度而言，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创新治理模式和基层建设路径，既可以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又可以充分调动整个社会的活力，加强党与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进而厚植党的社会基础，有效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的关信平教授讨论了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并结合当前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状况及特点，提出社会治理下社会工作专业化的体制和机制建设的具体建议。他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非专业性的社区人员已不再具有适应性。当前社会治理需要高水平、职业化、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需要社会工作专业具有稳定的职业属性，专业化的知识技能以及专业权威性。结合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状况，他发现，我国社会工作已经开始注重人才培养的专业化，但是依然存在法制欠缺、资源保障不稳、专业服务门槛低、专业工作内容不清等问题。他提出，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需要以岗位设置为核心，以法制和规范的发展规划为前提，同时需要建立社会工作运行的制度体系，将社会工作纳入国家社会服务制度体系之中，建立相应的社会工作者法和制度。

议题3：城市公共安全的危机预警和应急管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在防灾减灾上投入的差异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防灾减灾是灾害发生之前为了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而采取的长效措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可防灾减灾在有效保护财产和生命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薛教授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官方数据，自建1995—2014年跨省区数据库。他利用数据描述和经验测试的分析工具，得出以下结论：（1）地方政府防灾减灾上的投入逐年增加，但存在结构差异；（2）地方财政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存在地区差异。薛教授通过建构组织、环境和行为的分析框架，用地方官员、财政资源和防灾减灾投入这3大变量来解释这种差异性。薛教授认为，地方政府防灾减灾投入存在经济依赖的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投入是否会受到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地方政府防灾减灾投入往往是随意和缺乏连续性的，因此呼吁建立一套理性、稳定的防灾减灾投入机制，投入要有长久规划，而不仅仅是依赖领导人的个人偏好或者是突发大灾难的发生。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戴安·布雷瑟顿（Diane Bretherton）教授在生态框架内讨论了解决冲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描述了其与中国城市发展和区域治理的相关性。布雷瑟顿教授首先介绍了冲突解决的过程，主要包括情景分析、主体识别、观点倾听、焦点确认等步骤，进而指出冲突解决可以被用在多种场合和情景之下。布雷瑟顿教授主张从生态学的视域认识冲突化解，即解决冲突的广泛原则适用于整个生态。他认为，中国的冲突化解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冲突化解的理论如何适应中国本土实践。原则上应在注意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的同时，丰富全球视域下的冲突化解理论。布雷瑟顿教授的研究表明，对冲突的解决有利于保持各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以达到求同存异的结果。同时，他认为创新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冲突，然而冲突解决的过程可以使人们有信心在化解冲突的同时保持创新。此外，布雷瑟顿教授还认为，采用协作式、和平式的手段解决冲突，可以增强创新能力。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究员塔尼娅·米莱蒂克（Tania Miletic）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北方5所大学中的30名研究公共冲突的学生和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并用Nvivo 9软件（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米莱蒂克研究员注重对冲突情景的分析，认为虽然这些情景描绘了不同领域的具体事件，但其与更深层次的问题关系密切。她发现，中国研究冲突管理的学者倾向于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冲突分析，只在必要时研究细微系统；承认政府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冲突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的多边参与，特别是社区行动者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调查还显示，被访者不太清楚中期方法，例如在结构和社会层面准备变革。米莱蒂克研究员总结道，这些发现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都有重要影响。冲突化解的研究可能会为中国的发展和创新做出贡献。中国在解决冲突的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目前在英语文献中仍缺乏代表性。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时和兴教授在中国信息化、城镇化、全球化和老龄化叠加的背景下，从超越虚实二分、解构差序格局、重塑集体行动和建构治理网络4方面深入探讨了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治理逻辑。时教授认为网络社会不能简单等同于虚拟空间，不同于单向度社会，不再是线性结构社会，网络社会需要把虚和实有机结合起来。网络社会冲破了费孝通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使得时空分离。工业化实际上是在改变这种差序，到了信息化社会，这个差序的改变更大，变为从一到多。网络社会重塑了集体行动，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集体行动非常难，形成由集体行动造就的公共领域更难；西方学者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和达伦多夫对于社会冲突的担忧，归根结底是“公与私”的区别。最后，时教授提出应该通过德治网络、法治网络和智治网络来构建治理网络。

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阎耀军教授基于大数据对城市公共安全预测预警预控进行了深入分析。阎教授认为，危机管理包括预测预警和应急管理两方面，预测预警是一种危机未输入社会系统的前馈控制，而应急管理是危机已经输入社会系统的反馈控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前馈控制，具体为从危机管理的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两种取向之比较、前馈控制取决于对潜在危机识别的早期时间尺度、人类面对公共危机为实现前馈控制所做出的努力、前馈反馈控制取向间的主客观矛盾4方面。前馈控制是现代危机管理的价值取向。人类前馈控制可分为神灵性预测预警、经验性预测预警、哲理性预测预警和实证性预测预警4个阶段，其中实证性预测预警包括解析对象逻辑结构的仿真模型、定量反映对象系统的指标体系、计算机技术辅助的数字化手段3大要件。现代前馈控制最前沿的方法是仿真模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常健教授探讨了媒体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对公共冲突及其治理的影响，指出媒体新闻议题具有建构性，因此可以使其融入某种特定的态度、立场和主张偏好。常教授认为，影响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商业收益、同行竞争、媒体形象、行业自律、政治考量、行政监管、法制考量等，它们对公共冲突主体的事实认知、情感波动、价值判断和行动意向产生影响。从对公共冲突治理的功能来看，可以将新闻议题建构方式分为“挑火式”“灭火式”“化解式”和“转化式”。最后，常教授总结道，为鼓励“化解式”和“转化式”议题建构，不仅应当通过强化规制约束，抑制、弱化“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动机，而且需要更多利用横向制约消解“挑火式”新闻议题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