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城市产业形态和能源供给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包括智慧城市、大数据、移动互联和物联网在内的新兴产业成为构建数字化城市产业生态的新生力量，而“众创空间”则成为新生产业力量的主要孵化载体。在新的产业生态支撑下，“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发展，使现代城市在能源供给、城市管理、运营、投资和消费等诸多领域出现新投资热潮。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产业生态和能源供给的研讨，有助于我们科学判断城市未来产业结构和功能结构调整和演化的方向。在分论坛上，大家将分享国际和国内城市产业生态和能源供给变革的前沿经验。

议题1：“工业4.0”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问题

德国不来梅大学汉斯·乔基姆·埃尔斯纳（Hans-Joachim Elsner）教授围绕创新的深层次结构展开演讲。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我们的工业也一样复杂。他重点讲了不同的地域、地区、集群和不同的网络之间的合作。首先，他指出创新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态现象，不能用一种简单的、以平衡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来构思。相反，创新、创新经济学和创新政策是体现现实世界复杂性的主要领域，因此是复杂性经济学。其次，他分析了资本市场中的自组织机制。（1）由此产生经验突现的持久性“结构”，在分散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系统中，许多相关的经验变量表现为右重分布的右偏统计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的随机过程。（2）重尾分布反映了现有的社会经济现实，即以权力为基础的互动或自组织是更好的形态。（3）制度化的自组织体现在不同的持久性分布结构中，表现出不同的自组织机制和不同的网络结构。（4）在一个过程中，社会困境可以更容易地解决，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进行行为创新。最后，他从政策的角度指出，我们应该对变革做出反应，而且我们要避免导致负面情况的东西，我们应该建立学习型和适应性的政策。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工学院院长赫尔曼·迪特尔·施拉姆（Herman Dieter Schramm）教授首先探讨了工业4.0的背景及其合理性，并从他的视角给出了工业4.0的定义，即以智能化和数字化网络系统为技术基础，旨在通过搭建工业生产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紧密结合的研究平台，形成一种大规模自组织生产方式，使得人、机器、工厂、物流和产品直接交流和合作。其次，他分析了工业4.0的组织设计概念要素。（1）网络、机器、设备、传感器和人员可以互相联网，并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事物通信。（2）信息透明度。通过感官和大数据来扩展数字工业模式的信息系统，以创建真实世界的虚拟图像。（3）技术援助。援助系统借助于聚集的、可视化的和可理解的信息来帮助人们。（4）分散决策。信息物理系统能够自主决策，尽可能自主地执行任务。最后，他指出在工业4.0中，基于沟通和互操作性的共同规范和标准，投资风险可被降低，最大的经济潜力可以被充分挖掘。

德国埃森经济管理应用科技大学安德烈斯·G.奥伯海特曼（Andreas G.Oberheitmann）教授首先指出德国汽车共享通过德国公共交通部门、电力部门进行合作来实现。德国的第一个汽车共享网络，与一个建筑协会和一家公共运输公司联合使用电动汽车。他对此进行了相应调查，发现在德国，与ICEV（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Vehicle，内燃机汽车）相比，BEV（Battery Electric Vehicle，电池动力汽车）排放量降低25%。德国汽车未来趋势主要在于电能的提高及改善。其次，他分析指出以下7方面情况。（1）电动汽车商支持车队经理达到他们的目标。（2）商业用户对BEV非常满意，尤其是驾驶行为。他们也受益于绿色形象和减少排放。（3）BEV非常适合商业应用，特别适用于汽车车队。然而，许多车队仍然需要内燃机车辆。（4）车队经理人希望BEV在2020年之前具有成本竞争力。他们甚至预计柴油车辆在其车队中的份额将减少，从而有利于BEV和PHEV（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5）BEV的缺点包括：灵活性较差，距离短，充电时间长，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不足。（6）相较于更短的充电时间，公司喜欢更高容量的电池。（7）其他要求包括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具有标准化的获取和税收优惠。最后，他通过对自动驾驶和人工驾驶的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已经形成系列生产规模。（2）更高水平的自动驾驶需要在建立和测试算法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3）高度自动化车辆的安全性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方高级研究学院代栓平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赶超战略是当前创新研究的重要话题，他主要以中国山东省低速电动汽车企业发展的经验为例，探讨发展中国家可能的产业与技术的赶超战略路径。他提出“敏捷性产品创新”模型，有以下几个要点。（1）有弹性的产品开发模式。中小企业或者新创企业要巧妙地利用规则，避免知识产权和产品标准的限制开发产品，以寻求低成本方式发展。（2）创新系统的开放性。开放合作是对弹性产品模式的重要支撑，在获取资源和技术的同时可以更多地融合智力和技术资源。（3）专注于某一市场需求。在当前深刻的价值链融合和强大市场垄断力量的条件下，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必须专注特定市场需求来积累资源，完成资本和技术的积累。（4）柔性的产业政策支持。在追赶阶段，产业政策的支撑，甚至一定程度的市场保护是促进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否则中小企业在技术和市场方面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最终可能被大企业收购。但是要注意，产业政策的干预程度必须适度。

北京智电未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庞义成就共享经济的汽车领域做了以“共享汽车的未来”为题的分享。庞义成首先分析了现有汽车领域发展和变革的主要特点是“闯入者+自我颠覆者”模式。这两者都开始从一个高档汽车制造商向个人出行的高端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方向转型。与此同时，专车市场争斗正酣，分时租赁突然出现。庞义成认为以上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互联网让用户对汽车和出行获得了定义权，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汽车共享使重塑二者变得可能。以苹果、谷歌为代表的科技公司在车载操作系统、自动驾驶技术方面率先取得了智能化突破；石墨烯、镍钴锰三元锂等新型电池材料结合高通和中兴等无线充电技术则实现了电动化能力提升；碳纤维和铝合金新型车身材料及成型工艺，以及特斯拉等公司研发的一体化底盘则让汽车更加轻量化。目前，在汽车共享方面存在着从TAXI（出租车）代表的1.0模式到无人驾驶4.0模式的混合状态。庞义成说，这些模式意味着出行领域已从工业时代的生态转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态，用户开始登上汽车变革的历史舞台。他认为，无人驾驶是整个10年变革期的“珠峰”，制造商、运营商在“珠峰”的各个方向向上攀登。为降低风险，交叉混业的情形加速出现，汽车共享的竞争将持续升温。无人驾驶时代运营将是价值中枢，出行数据链则将是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在这场变革中，以用户导向、快速学习迭代为理念的公司将会胜出，开放、众创、共享将是主导未来汽车发展新的价值观。

议题2：“工业4.0”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研究室主任王晓明在分论坛上做了以“借鉴德国工业4.0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题演讲，分别从工业4.0的概念特征、中国制造业在工业4.0坐标系中的位置、借鉴工业4.0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思路等方面做了阐述。他先对德国工业4.0进行了剖析，然后，提出了工业4.0的4大基本特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需求导向、“以人为中心”、大生态系统。他还提出了工业4.0的主要趋势：从数字化工厂到智慧工厂、从企业内部集成到企业间集成、从单一封闭平台到广阔行业开放平台、从制造型服务到服务型制造。王晓明结合博世、西门子工业及中小企业实践等实例，得出了工业4.0的产业实践经验启示。对于中国制造业在工业4.0坐标系中的位置，王晓明的判断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从2.0到3.0过渡的阶段；中国制造业已经成长出一批龙头企业，但尚缺乏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产业综合体；中国制造业推进工业4.0的整体能力仍然有限，但需求空间已经出现；中国制造业分工细、协作强，但广大中小企业的信息化能力普遍不足；中国对借鉴工业4.0推动制造业升级高度重视，但尚缺乏整体性的体系支撑。王晓明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工业4.0来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他提出了一个“12345战略”，即1大载体、双轨路径、3个阶段、4大支撑、5条措施的总体思路；一个包括宏观目标（面向制造业）和微观目标（面向企业）的目标体系；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

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兴产业研究所所长冯华做了以“发展新经济的新路径”为题的演讲。在分析了中国目前面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的基础上，他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新经济阶段，提出我国发展新经济的新路径。冯华首先指出新经济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高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并存的经济现象，具体表现为服务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体验经济、文化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全球经济、开放经济、共享经济等。我国发展新经济的路径和发达国家不同，还伴随着3大转变——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以及人力经济向人才经济转变。他认为发展新经济需要探索新路径，传统模式产生不出新经济。发展新经济最根本的办法是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基本路径有2个，即“创新产业化”和“产业创新化”。发展新经济的着力点是构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科技服务体系就是新时期的基础设施，是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实现从传统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向新经济基础设施——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转变。冯华从制度重于技术、需求重于供给、体系重于平台、市场重于政府4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并表示“十三五”将是我国创业大爆发、创新大繁荣、新经济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天津市抓住机遇，创新发展。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政策研究总监张长令指出新兴技术的开发和市场化是不同主体相互适应的结果，建立在新兴技术基础之上的新产品在市场推广过程中除根据消费者需求，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和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外，还必须积极争取政府的全面支持，谋求“合法性”认同。张长令以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发展为例，就“产业政策与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演化机制”问题展开演讲。第一，新产品能否获取消费者的普遍认同，实现迅速市场化是判断新兴产业能否成功的标志。第二，上海市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最快的地区，这与上海市出台的系列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是分不开的。第三，商业模式创新往往更能促进消费者接受新产品，并使潜在消费者较快向消费者转变。配套服务网络对新兴市场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因地制宜的支持政策措施，在市场培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www.daowen.com)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两化融合与智能制造研究部主任刘默认为，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推动制造能力全面升级，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以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不同的行动计划，谋求在新发展阶段构筑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刘默从智能制造及其覆盖领域两个角度来理解工业互联网的内涵与范畴，他认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了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各类使能要素，构建了全面互联制造体系，打造了全面信息数据链，催生了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在工业互联网领域，中国主张实施的AII（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架构和美国推行的IIC（工业互联网联盟）架构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各有侧重。从中国在工业互联网的实践出发，刘默认为可以将整个工业互联网的建设格局概括为2大阵营、3大路径和4个模式。最后，刘默指出，我国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应重点围绕建设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打造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培育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5个重点任务来展开。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杜传忠教授从天津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天津智能制造的发展重点以及发展路径和对策两个方面对天津的智能制造业进行了解读。首先，他认为天津具备发展智能制造的基础与条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其次，他着重分析了天津智能制造的发展内容与重点。在天津智能制造装备发展方面，智能制造装备是天津未来重点打造的产业，且拥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在多个产品领域具有一定的实力和规模。产业园建设方面，他指出，临港经济区规划建设了智能装备产业园，将打造成为环渤海地区以机器人为主的智能装备产业示范基地。同时，应加快临港中德“工业4.0”产业园建设，通过引入德国“工业4.0”指标体系，突出发展重点，将园区打造成中德战略合作试验区；加快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建设，形成滨海新区与欧洲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长效合作机制。天津也需要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他列举了曙光公司“星云”计算机以及飞腾CPU进行说明。在发展重点方面，杜教授还指出，应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并发展壮大生产性服务业与服务型制造，鼓励制造企业利用智能技术。最后，杜教授就天津智能制造发展提出几点对策：强化顶层设计，明确智能制造目标任务（系统性工程）；强化试点示范，推进智能制造模式创新和应用；突出天津智能制造特色；建设高水平智能产业发展平台；强化技术和人才支撑。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贵教授认为，“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命题，正在推动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张贵从“互联网+”的多层含义、“互联网+”与信息经济新范式和“互联网+”驱动产业创新的路径、模式3个方面，对“互联网+”的特征、本质和机理进行了系统解读。他指出，从宏观上看，“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文明，是一场社会变革和制度革命；从中观上看，“互联网+”必须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出新产业、新形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从微观上看，“互联网+”强调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赋予企业新生命力和创造力。从技术上看，“互联网+”的工具属性在于它是一种信息化工具和平台。张教授从基本假设、主导要素、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分工结构和系统特性等方面比较了工业经济范式、信息经济范式和以“互联网+”为基本特征的信息经济新范式的差异。他对信息经济新范式做出了如下界定：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以“云网端”基础设施、“大数据”挖掘为主导要素，以社会化大规模协作为生产方式，以广泛范围的智能化、数据化为发展模式。信息经济主导新分工网络体系的分工结构，通过释放生产力动能的集体实践，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新的创新生态系统，催生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张教授分别从制造、商贸、服务和农业4大产业类型对“互联网+”驱动产业创新的不同路径进行了总结。他强调“互联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互联网+”驱动产业创新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创新环境的优化和创新生态的构建。

议题3：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与“共享经济”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洁教授重点分析了共享单车能否拥抱共享经济的春天。她指出，Airbnb（爱彼迎）、Uber（优步）等厂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共享经济热潮。2010年后中国共享经济快速发展，基于这一现象，她分析了共享单车的发展现状并提出疑问。首先，共享单车的发展现状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1）快速发展、规模庞大。（2）消费者依赖度较高。在这种现状下，她提出了共享单车发展的4个疑问。（1）共享单车与网约车本质上是一样的吗？（2）共享单车算是共享经济的范畴吗？（3）共享单车的经营与盈利模式要想持续有序、有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4）共享单车会不会经历来势凶猛、退市惨淡的“泡沫式”成长？基于这4个疑问，白教授提出了3个相关的经济学命题。（1）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蛋糕”中的一份子吗？（2）共享单车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是非数据吗？数据转化成盈利能够一路顺畅吗？（3）共享单车在创新的同时还对我们整个社会提出哪些挑战？白教授指出，共享单车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创新模式，是“互联网+”的一种形式，“互联网+”不等于共享经济，这一点必须澄清。共享经济的核心在于活化资源，黏结供需，降低成本。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李强治博士分享了他对于分享经济的基本认识。首先，他认为共享经济的内涵是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基于使用而不占有的理念，将社会资源在闲置时释放出来，并分享给他人使用的一种新商业模式。在本质上分享经济是P2P（个人对个人）与O2O（线上对线下）的结合，是传统比特分享技术和模式的2.0版，其线下分享行为很早便存在，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后形成可广泛应用的新商业模式。当前我国的分享经济已经呈现全面开花之势，由生活服务到生产服务，由实物资源到人力资源，由私人部门到公共部门，各领域全面渗透，各主体积极参与。其次，他分析了围绕3对关系的制度创新。（1）新业态与旧制度。对政府与平台的协同关系以及平台方的监管力进行解读。（2）政府管理与平台治理。探讨了在平台崛起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建立起怎样的监管模式。（3）平台化运营与属地化管理。他谈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果平台不是建在本地，那么对地方政府而言，发展分享经济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二是如果地方政府支持分享经济，可能对地方经济社会和政府管理带来哪些挑战。

腾讯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经济学家闫德利以“数字经济内涵、特征和挑战”为题，做了精彩演讲。闫德利认为，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将数字经济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部分，二是融合部分。闫德利指出，在即将进入的数字时代，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将和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结合才能一起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他认为数字化企业已经强势崛起，在全球市值20强公司中有9家是数字企业，数字企业加快超越传统企业。与此同时，传统企业也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如GE（通用电气公司）和沃尔玛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闫德利进一步指出，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数字经济活动的价值难以在GDP中体现，无法用现有的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GDP的核算体系受到挑战。现有的经济理论难以系统解释数字经济现象，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呼唤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从中国分享经济现状与趋势的角度，对分享经济的未来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张主任认为，分享经济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它是信息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连接供需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适应了信息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张主任指出，就中国分享经济的现状来看，中国分享经济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在认识上逐渐被理解接受。第二，政策取向日趋明朗。第三，实践发展亮点纷呈。第四，成长的速度非常快。第五，融资逆势成长。第六，分享经济促进与改变了就业。第七，分享经济引领与识别创新。第八，分享经济呼唤与推动诚信。张主任认为，中国分享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加速融合、重塑就业、全球化、生态化、协同监管的发展趋势。他还对分享经济未来的发展做出了预测。张主任最后提示，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应该分享续航、加速转型、以变应变、适应变化。下一个风口将会出现在制造业和农业分享、教育资源分享、养老分享等领域。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金桥以“数字经济释放发展新动能”为题，做了精彩演讲。首先，陈金桥指出互联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宽带中国”到“网络强国”，成为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中国互联网突破短板约束，丰富了资源的应用。城乡数字鸿沟的困难在乡村，希望在乡村。从工具、内容、平台到生态是互联网产业演进的必由之路。万物互联网成为方向，形成以“云”为基础的智能时代。其次，陈金桥提到人工智能可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云计算的低成本和移动终端的应用出口释放了人工智能的潜力，由专家系统时代快速发展至深度学习时代，甚至有可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量。网络信息技术大幅削减交易费用，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基于互联网的平台模式成为新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行业服务平台成为专业服务中坚力量，创业服务平台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后，2015年6月ITU（国际电信联盟）完成了5G愿景研究，明确全球5G目标，并对5G对经济社会的量化影响进行了测算。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指出，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为社会治理尤其是互联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他认为，我国互联网治理的难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搜索引擎治理、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电子商务打假、微信传销、网约车和共享单车治理等方面。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领域治理政策存在一些争议。他认为对互联网的治理应该从互联网的开放性、对等性、跨疆界性、去中心化和分层结构等特性和结构出发。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特殊需求主要表现在：第一，创新度高、颠覆性强，发展过程是从电子到商务；第二，海量群体，复杂程度高，C2B（Customer to Business，消费者到企业）发展快，个性化特征明显；第三，平台影响大，竞争激烈；第四，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得不清楚，社会信任体系不完善；第五，对经济的整体带动和影响强，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电商发展迅猛，尤其在三、四线城市、城镇和农村。我国互联网的成功在于平台治理，治理问题也在于平台治理。他指出互联网新治理的5大趋势，一是网规的细节治理；二是基于平台的治理众包；三是调整市场结构的治理；四是代码治理和大数据治理；五是生态化治理。由此趋势形成了互联网新治理的初步体系。在上述5种治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治理创新、融合新技术和公开透明的手段，融合多利益相关方，在审慎和包容性的监管之下，最后达到和合共生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他最后进一步展望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变化趋势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