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发展必须着眼于城市全部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来全面把握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各领域及其相互联系。要高质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就要探究、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中各领域、各环节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统筹好空间、规模、产业3大结构，规划、建设、管理3大环节，改革、科技、文化3大动力，生产、生活、生态3大布局，政府、社会、市民3大主体，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系统性，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宜居性，以及全社会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统筹发展是城市发展中需要遵循的理念。本分论坛以“探究城市发展规律，创新城市发展政策”为主题，深度探究城市发展的规律，总结世界各地城市统筹发展中的教训，分享成功的经验，以统筹发展的理念托举出城市发展的美好明天。

议题1：区域城市：经验与比较

伦敦大学学院吴缚龙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京津冀巨型城市区域的兴起”。他对城市区域主义进行了反思，从城市区域的角度论述京津冀城市区域发展的问题。吴教授首先以伦敦、上海为例，从中国全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出发，从城市群、大都市圈特点引入“城市区域”概念，并从空间规划、城市区划的调整以及城市间竞争协调3个角度，分析了促进中国城市区域形成的原因。其次，吴教授从交通的角度分析京津冀城市区域的现状，评价了京津冀城市区域发展过程的一系列措施。吴教授认为京津冀城市区域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京津冀城市区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缺少自下而上的过程；每个城市区域的发展均有其特殊的问题，例如北京要解决自身城市病问题；缺少市场化、战略性的考虑。最后，吴教授指出，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带来了区域化的改革，但主要局限于产业链的集聚，而且产业链的形成缺少战略性的考量；京津冀内部城市区域的发展应该增加市场化、市场主义的考量与分析。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刁弥的发言题目是“新加坡的可持续性交通规划”。刁先生分析了新加坡交通规划的基本方式与基本思路，总结了新加坡交通规划的经验教训。刁先生演讲内容包括3个部分：新加坡交通规划的3个核心；新加坡交通规划的政策走向和交通出行趋势；新加坡交通规划的基本思路。刁先生首先介绍了新加坡交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次，对新加坡交通出行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包括主干道的拥堵时间下降、公交系统的载客量提高等，表明了新加坡交通规划的有效性；最后，认为新加坡交通规划在经济增长、土地制约、人口增长条件下可以实现很好的发展，依靠的是一种智能、动态、灵活的机制，一种综合、系统的设计方式。新加坡的交通规划对其他城市的交通发展具有一些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杰夫里·J.D.休因斯（Geoffrey J.D.Hewings）教授分析了城市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及移民问题，认为人口老龄化趋势会使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增大，使劳动力规模缩减，劳动力供应不足可能导致工资成本上升。通过建立老龄化模型，休因斯教授发现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工资会产生双重影响，据此提出以下观点。首先，在模型中代表性家庭成立性假设逐渐降低，应增加异质性假设；其次，应重视对缺乏劳动技能移民的教育，使其补充劳动力；再次，老龄化问题意味着人口平均寿命变长，因此应注意老龄群体重返工作岗位的问题。

纽约市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先生的发言题目是“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发展对中国的启示”。饶先生通过评析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发展的状况，总结出中国城市群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饶先生首先从对城市群的定义阐释开始，论述全球城市群的崛起。城市群的发展历史经历了由欧洲到北美洲再到亚洲，并且逐渐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国也已经批复一大批城市群建设的规划。其次，饶先生详细介绍了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的形成以及演化的4个阶段，总结了波士华城市群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再次，饶先生总结了波士华城市群建设的经验教训。最后，饶先生论述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格局，一些城市群比较成熟，其他一些城市群发展迅速，例如上海与纽约比较相似，核心城市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比较突出。但中国城市群的地位还是低于美国，因此发展空间比较大。但是中国的区域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区域发展不平衡，东北地区发展存在问题，因此应该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促进中国城市群的发展。

韩国国土研究院何守正研究员介绍了首尔都市圈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并总结了首尔都市圈通过人口和经济增长管理、区域结构和功能规划、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大都市交通网络的发展和提升、公共交通鼓励和区域协同发展等战略措施实现综合治理的经验。他认为中央政府计划和适时的交通系统供应与协同建设是首尔都市圈成功的经验，但也存在着政府计划自上而下执行缺乏效率和大都市圈规划与预算脱节的问题。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翟国方教授以日本首都圈规划为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其发展规划对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启示。翟教授的报告内容包括3个部分。翟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群的建设现状，认为中国城市群建设面临很多的问题，例如空间规划体系欠缺、概念不清、欠缺深入的研究规划、城市规划不是法定规划等。世界性的城市群建设特别是东京都市圈建设对中国的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城市群与日本的城市群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次，翟教授详细论述了日本首都圈规划的历程，并分析了其规划特点、保障措施等。最后，翟教授从3个角度论述了日本都市圈建设对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启示，包括完善空间规划体系、提升城市群规划水平、健全城市群规划的实施保障，以此促进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建设。

议题2：宜居城市：生产、生活与生态的统筹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宋彦教授从中国城市的发展形态、机制和影响出发，指出了中国一些城市是无序蔓延型的或紧凑发展型的。宋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目标，定义了城市发展的形态、机制和影响。他以1995—2005年间武汉、温州、扬州、佛山、济南、深圳等城市的发展历程为例，把城市形态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是在现有城市区域内的扩充，第二种是城市的无序蔓延，第三种是重视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其次，宋教授介绍了中国空气质量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以深圳南山区为例，宋教授对其进行PS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估计，以人口密度、就业密度、住房公共交通靠近度等指标进行衡量。最后，宋教授对深圳南山区宜居指标进行评估。他认为，随着时间变化，城市宜居状态将会变得越来越低。因此宋教授提出要充分重视城市的空间结构，把宜居指标放在政府决策的重要位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石敏俊教授以“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发展转型”为题，以北京市水资源利用状况为例，评价了从效率优先到总量控制的城市发展思路。首先，石教授介绍了北京水资源利用的现状。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城市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北京必须从邻近省市取水满足发展需求。其次，他研究了北京水资源的承载力，研究表明，北京的水资源使用已经呈现出超载状态。再次，石教授基于北京各产业部门的单位用水量，采用投入产出优化模型对北京水资源使用进行分析，其中引入了25个指标并构建目标函数。结果表明，近年来北京在发展过程中将用水总量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各单位通过提倡用水效率，增强了节水效果，进而促进了北京应对水资源约束的发展路径从效率优先向总量控制的转变。此外，石教授对北京水资源的分析结果进行讨论和解释。他认为，当水资源承载力达到或者接近极限状态时，水资源承载力将成为北京发展的硬约束，控制用水总量成为应对水资源约束的较好办法。北京应对水资源约束所采用的方法应该注重追求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最后，石教授对北京用水约束进行总结，他采用投入产出优化模型和情景模拟方法，探讨了城市转型与应对水资源约束的关系，北京的城市转型使用了应对水资源约束的适应性策略，水资源承载力成为硬约束，是驱动北京城市转型从用水效率优先导向走向用水总量控制导向的关键因素。北京城市转型路径是发展理念从弱可持续性向强可持续性转换的具体体现，也是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变化诱发的政策适应性调整。为适应资源环境约束变化诱发的政策适应性调整，作为诱发性制度变迁，或许是具有共性的城市发展规律。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孙斌栋教授介绍了什么样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助于实现交通通畅。首先，孙教授分析了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问题，“从交通需求政策出发”“从交通供给出发”“从交通空间结构优化出发”的3种政策路径。通过对各种政策措施进行评价，他阐释了空间结构的重要性。其次，他介绍了城市空间的研究现状，以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多中心和职住均衡为指标，引出了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意义。再次，他以2010年267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半参数估计，得出研究结论。他指出，畅通城市的特征包含规模适度、多中心结构、高密度、职住均衡、公交优先、道路充足、市场体制等。同时，孙教授对质疑职住均衡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最后，他得出城市发展的政策启示：（1）坚持紧凑发展的原则，保持高密度和适度规模；（2）超大城市应主动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转型；（3）促进职住均衡和产城融合；（4）坚持公交优先，提倡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土地开发模式。(www.daowen.com)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文忠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理论和实践思考”。首先，张教授梳理了多年来北京以及全国规划文件中关于宜居城市建设的相关要求，并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宜居城市研究小组2006—2016年的研究成果，包括多部专著、政府咨询报告、学术论文等。其次，张教授从宜居城市内涵、宜居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宜居城市建设的基本导则构建了宜居城市建设的基本框架。再次，张教授指出宜居城市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宜人的生态环境体系、高标准的城市安全环境体系、方便的公共服务环境体系、和谐的城市社会环境体系、可持续的城市经济环境体系等5个主要方面。最后，他梳理了研究机构、经济学家等多方面关于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城市宜居指数进行了整体评价，并从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交通便捷性、环境健康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等方面进行了分维度评价。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徐鹤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环境视角分析”。首先，徐教授梳理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论述了我国城镇化“大力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规模”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资源环境问题。基于此，徐教授指出了“协同”的概念，认为协同发展是指两个及以上的主体，通过相互协作，达到共同发展。协同发展政策是指以区域协同发展为目标的各类政策及政策组合，主要包括中央和省级政府出台的各类法规、规章、规划、意见、备忘录等政策性文件。其次，徐教授从环境视角提出了既包括直接调节人口及其环境影响的政策，又包括间接影响人口分布的人口协同政策，以及基于城市功能分工的京津冀产业转移、产业压缩、产业退出的协同政策。最后，他从高层督导、产业对接、环保优先、绩效引导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

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振坡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住房成本、通勤成本及群体需求异质性研究——以天津市为例”。王教授认为在制度转型和城市空间扩张背景下，研究城市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空间互动关系及群体需求差异，能够为城市住房政策和交通规划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他基于《2016年天津市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的数据，构建住房需求函数，探讨了不同类型城市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呈显著负相关，但不同类型城市居民对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住房补贴、通勤方式及职业类型等属性对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具有较大影响。因此，他从引导住房消费合理分层、优化公共交通体系功能层次及布局、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性建议，以期促进城市居民职住平衡。

日本名古屋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黑田达郎（Tatsuaki Kuroda）教授以丰田在日本福岛海啸灾害后分布于东亚的各个工厂的生产恢复状况为案例，分析了区域供应链起到的风险分散作用。他利用模型深入研究了分散型供应链在不同地区生产者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发现分散型供应链可以通过替代实现风险分散，但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且存在着总公司和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而集中型供应链则相反。

议题3：集约城市：土地、人口与经济的统筹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江曼琦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实践的反思——以天津为例”。首先，江教授介绍了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城市化地区概况与评估体系，并系统地根据主体功能区分类进行了功能剖析。她在研究中发现，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主要城市化地区的人口密度低于整个东部地区平均水平。江教授以天津为例，重点介绍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监测与绩效评估的具体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其次，江教授在对《天津市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详细解构的基础上，根据各主体功能区的特点对相关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并分别从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自主创新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天津市各功能区的实施情况，发现当前天津主体功能区存在规划实施目标不清晰、测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最后，江教授从顶层设计、政策支撑、空间形态与布局角度提出了完善建议。

美国内华达大学宋顺峰教授运用我国1985—2012年城市常住人口非平衡面板数据和齐普夫定律及吉布莱特定律，对我国1978年以后城市规模分布情况进行考察；根据我国城市规模政策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调整为2000年以后“提升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功能”，对大中小城市全面协同发展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宋教授发现，1980—2000年间我国城市规模呈均匀分布状态，但之后城市规模分布偏离齐普夫定律和吉布莱特定律，呈非均匀分布。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还发现我国一类城市规模过大，但二、三、四、五类城市规模过小，这说明我国1980—1990年间“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的政策在现今也是合理的。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宇哲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城市居住用地供给侧改革促进住房供应体系优化”。首先，吴教授介绍了当前城市普通住房、高档住房以及保障性住房的供需现状和走势，根据低、中、高收入人群的不同需求，关注了住房供应体系的优化方向。其次，吴教授对当前的住房政策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工业用地挤占居住用地严重、保障性住房土地供给布局不合理、高档住房建设土地供给受限等3个问题。最后，吴教授从淡化总量控制、优化保障性住房土地供给、放开别墅的土地供给等3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方向，并通过合理分配居住用地供给，综合考虑低、中、高收入人群对应的住房需求，给出了具体实施途径。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陈锐的发言题目为“环渤海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战略前瞻”。首先，陈副院长介绍了“环渤海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战略背景，加快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这一战略关系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举措。其次，他从区位、产业基础、资源禀赋以及政策利好的角度对环渤海地区进行了概述，并着重分析了“环渤海一体化”的创新发展基础条件与存在的不足之处。再次，他根据“创新发展”的本质、概念演化及递进的形式提出了“环渤海一体化”的创新发展内涵以及主要特征与标志。最后，他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功能分工、共建科技创新体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推进路径，并重点针对天津给出了具体实施路径。

美国内华达大学梅赫梅特·塞尔坎·托森（Mehmet Serkan Tosun）教授对发达国家在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时候对国家财政政策选择产生的困扰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利用代际重叠模型和中间投票者模型对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教育财政政策支持率不足所造成的人力资本积累下降以及年轻劳动力流失问题进行了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他提出的解决方法为采取更开放的移民政策，使移民更好地融入社会并给予其相应的投票权，使其在投票中对教育财政投入采取更积极的支持态度；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以更好地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