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涉及人口转移、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演进乃至制度变革等方方面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使之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快速的城市化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也存在增长方式粗放、社会包容性不足、环境不友好等特征，这既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也给社会文化传统、社会心态以及社会阶层利益结构带来了很大影响。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城市病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来，而中国一些特大城市所面临的形势则更为严峻。

在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发展经验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城市化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讨论，分析中国城市化给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带来的变化，深入讨论这些变化给我国城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议题1：城市化加速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社会工作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分析了中国城镇化时期的特殊群体——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十几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居住和工作，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数量不断增长。本研究展示了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一些启发性研究。结果说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与城市当地儿童相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结果更差。流动儿童在外地生活的过程中，与城市儿童相比，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行为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行为表现则比流动儿童的更差。但是，如果控制了家庭和学校变量，这种差异就消失了。这也说明了父母的教养方式、与父母之间的沟通，以及教育方面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在报告中，黄教授指出，今后在留守儿童方面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城市—乡村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上的不平等，以及在教育资源上区分户口的弊端。

因此，黄教授最后给出了以下建议：首先，要重视家庭的干预，父母应该注重培养孩子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刻关注他们的情感需要，多多跟孩子们进行沟通交流，建立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其次，要重视社区的支持，社区应该给予流动家庭更多的关怀，制定一些维护流动家庭利益的政策；最后，政府方面要注重教育和相关资源的合理分配，减少户口问题带来的城乡分层，推进户口和福利制度改革。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系系主任曾家达教授首先对什么是“知行易径”进行了概括。知行易径英文名为SSLD，是Strategies and Skill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原义是策略和技巧的学习和发展，是一套以目标为导向、以行动为本的学习系统，基于牛津大学麦可·阿尔盖尔（Michael Argyle）和他的团队开发的社会技能训练（SST，Social Skills Training）模型。20世纪70年代曾教授在香港开始学习和使用社会技能训练（SST）（也可译作社交技巧训练）模型，当时他主要将SST运用在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儿童孤独症患者以及他们的家长或看护人，以及其他需要增进自信心和改善人际关系的人员身上。此后，他将SST应用到更加广泛的领域，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2005年，曾教授回顾和总结以往的SST模型的特征，将此模型更名为SSLD，即知行易径。知行易径是一个系统的学习模型，主旨是让人通过学习和发展新的策略与技巧来处理个人生活及人际关系，从而更有效地达成生活目标，改善生活质量，更好地执行他们的社会功能。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运用上海大学2012年在中国东、中、西部6省市完成的大规模随机问卷调查的数据，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张教授首先对社会不平等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指出社会不平等是影响人们不能从社会中平等地获得资源、服务和社会地位的一种社会现状。一方面，这种社会不平等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所属阶层；另一方面，社会不平等与既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化程度密切相关。之后，张教授基于大规模的问卷分析，详细探讨了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教育获得、就业、社会流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建立了几个数据模型。根据统计发现，性别、区域、单位类型、户籍制度、社会阶层、公用政策等是影响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主要因素。针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张教授指出，完善现有的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这种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可能途径。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当致力于教育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完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潘允康研究员认为，从小城镇出发的城市化战略，可以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但由于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缺乏持久稳定性，且小城镇缺乏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因大城市具有经济聚集、社会聚集、辐射作用、比较成本低等众多优势，我国仍然走上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并呈现出大城市规模超前增长的态势。在今后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中，潘允康研究员提出应建立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相结合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并发挥其功能互补的协调作用。解决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心理问题，是今后使农村人口真正实现城市化的关键。城市化进程中的二难推理（指城市化既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又产生了社会问题与不和谐因素）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方面的具体体现。在城市化初期，社会问题与不和谐因素体现为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紧张问题和环境问题；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上述问题在今后的城市化进程中会逐步得到改善，而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心理问题将会逐步凸显出来。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田毅鹏教授反思过疏社会治理对策时，认为我们应深入理解其复杂性和总体性。其一，由乡村过疏化带来的地域社会衰落为我们展示出一种特殊的社会衰落类型。由于人口中有效劳动力突然大规模地减少，使得过疏化地域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群体文化发生剧变，最终提出了“过疏地域社会何以可能”的话题。其二，此种社会衰落的类型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凸显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变迁具有总体性，故过疏地域治理对策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实施相关政策时，应注意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调适，不应简单冒进。其三，不能仅仅将过疏化社会的治理看成是一个经济振兴的问题，而应发现其问题的复杂性。在国家—市场—社会这一三角力量关系中，既要发挥政府的支撑作用，又不能忽略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存在。如在乡村社会走向衰落和村庄公共性危机的背景下，政府责任之履行至关重要。政府是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加速这一进程，还是逆向而动，努力减缓这一进程所产生的社会震动，成为问题的关键。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冯秋石教授提出，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是20世纪人类进步的两大标志性成就，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报告集中论述了在中国高速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公共健康悖论，即城市化对老年人口健康正在产生明显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居住条件、护理资源、医疗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使城市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而另一方面，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社会交往封闭、生活习惯不良等城市化弊端也对老年人口健康产生着种种负面效应。这一双重效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即虽然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增长，各种富贵病却开始出现并成为老年人晚年的主要死因之一。

议题2：城市化加速期的文化变迁与心理调适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系主任张雷教授主要讲了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他认为文化不是人类独有的，所有的群居动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文化指的是一组个体在生存过程中解决一系列问题时所形成的一些相同的方法，是一群人在适应环境的时候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和方法。环境我们必须去适应，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就是文化。文化受地域或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可能有不同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地域里，不同的个体、人群或者是其他动物就会长期形成一些解决当地特殊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结起来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学习，即有现成的解决方法你就去沿用；另一种是个体学习，即试着来，其中就有创新。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都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方法的结合，每个方法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采纳。这种学习方法适用于所有的物种，不仅人类，昆虫、鱼类、哺乳动物等都采用这两种方法。就人类文化而言，张教授介绍了在气候、农业、战争、移民、统治、革命、细菌和病毒这8个方面的环境变化中使用社会学习和个体学习两种方法的情况，分析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谈到，“全民焦虑”已经成为一种波及全社会的时代症候。社会性的焦虑症当然不是中国特有的，然而眼前的全民焦虑情绪却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烙印。短短30多年间，我们经历了西方世界100年的变化，西方世界在漫长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焦虑被中国压缩在30年内承受。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的焦虑指数也成倍地增加。心理学家讨论的“焦虑”是具有负面特征的个体心理现象，但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焦虑”则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宏观社会心态。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一层、每一届政府或每一家企业，都觉得社会发展或变迁的速度还是太慢，自己所在的地区、企业或单位发展得还是太慢，个人生活的改变同样也还是太慢。几乎所有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希望能有更为迅疾的改变，希望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行动都能够“一步到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急速变迁更是增加了我们的焦虑感。尽管我们希望中国社会最终能够养成“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但是只要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基本完成，我们就无法最终彻底解决中国人的焦虑或精神上的“漂泊”问题。(www.daowen.com)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王处辉教授主要阐述了4个问题。（1）何为城镇化。所谓城镇化，要从以下几个形态进行理解。一是生产形态，城镇化对应的生产形态是工业化；二是生活形态，城镇化对应的是商业化、社会化服务；三是交往形态，城镇化对应的是与陌生人交往；四是人与社群的关系，城镇化对应的是公民化，背后是权利问题。总之，在理解城镇化概念时，要搞清楚统计口径的内涵和外延。（2）社会价值观的建设问题。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贯穿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思想，思想的核心是价值，价值的核心是利益。社会价值观的建设就是要使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大化。社会价值观有3种表现形态：制度化形态、知识化形态和生活化形态。社会价值观建设就是要以人为本，贴近群众。（3）中国基本道德（传统价值观）的发展概况。自古至今，中国基本道德的发展都是一脉相承的。（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怎样与传统接轨，即传统的现代性问题。在国家层面上，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再做调整，生活层面的价值观建设需要加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特色。长期积淀不变的就是有生命力的，但要有新的解读。我们应对那些对社会主义建设行之有效的传统文化重视起来，与时俱进，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价值观。此外，我国还应该重视“孝”观念的建设，真正从适合个人、个人能操作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一套价值观。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诚信严重缺失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大失信成本。在具体实践中，王教授有两条建议。一是国家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失信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惩罚力度；二是加强德育，增强对全体国民的道德教育，使人们把诚信的观念内化为内在的道德准则，使更多的人能自律，有道德，知荣辱。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方文教授的报告主要基于“政策为何失灵”的疑问展开。随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开始迈入社会政策时代，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也积累了大量成果，而传统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政策的出台背景、决策过程及其可能的影响，或者对执行效果的评估展开论述。社会政策背后动态的群际过程没有受到充分关注。社会政策过程可以解释为以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政策目标群体这一互依三角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心理过程。在互依三角角力过程中，实现从最劣互依向最优互依的转变，从而达到决策者听从公意—执行者以政策意图为导向完善—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最优互依三角过程，有助于反思中国当代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年教授认为，随着城市空间的划分，人的关系也被分割，邻里之间的熟悉感和亲密感减少了，我们周围的物理环境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承载人类文化的庙宇、祠堂、戏台等大量减少，那些寄托人情感的环境也被改变了。因此政府在规划城市的时候，应考虑那些古迹所承载的文化和人们对它的情感记忆，不要使物理环境变化太快，造成人与环境之间的疏离。另外，在建设小区时，加强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结，多组织活动、宣传思想，促进大家对城市的认同。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乐国安教授讨论了网络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从风起云涌的政治革命到自娱自乐的全民狂欢，从中都可以看到网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说网络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助推器，也是多元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阵地。研究网络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价值，从微观的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研究网络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乐教授主要分析了3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网络对个体行为倾向的影响、个体参与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和“网络情绪”与现实社会行为的相关性。乐教授指出，网络文明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研究层面需要拓宽，需要多学科参与进来，运用法律法规维护好网络秩序，防止破坏性的集体性事件发生，同时，可通过“网络情绪”分析技术完善舆情方面的监督工作。

议题3：城市化加速期的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做了关于中国社会纷争的观念之维的发言。杨教授，首先通过“8∶180”（世界上有180多个国家，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占8个）和“1∶8”（全球人口过亿的国家共有9个，其中1个是中国）的故事揭示了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所处的发展环境。其次，杨教授明确地指出，尽管我们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当前的社会科学界存在着明显的“西化”倾向，生搬硬套欧美发达国家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其结果是，中国社会处于观念多元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状态，文化意识形态难以达成基本共识，导致经常出现“修正主义论”和“制度决定论”等左右两派的社会纷争。基于这种纷争状态，杨光斌教授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必要创造和运用基于本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达”，避免用“他者”的概念来诠释中国，避免用“西方中心论”来审视中国，要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最后，杨教授在比较分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两种国家建构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建构形式。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常健教授主要讨论了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问题。常教授，首先介绍了公共冲突治理的现实背景。随着中国进入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的公共冲突呈现多发化和常态化的态势。其次，常教授详细分析了冲突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作用机制和主要特征。作为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冲突管理制度内容包括界定冲突中合法与不合法行为、规定合法行为的实现条件、规定不合法行为的惩罚措施、规定裁定行为合法性的明确程序、规定调解两种合法要求的必要机制、规定惩罚不合法行为的必要手段等6个方面。其最终的结果则是促使冲突各方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形成预期，对对方行为的选择及结果形成预期以及更倾向于做出理性的选择。因此，完善的公共冲突治理制度表现出良好的规范结构、合理的治理主体结构、合理的治理导向、合理的治理形态、合理的治理手段等特征。再次，常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存在着治理规范结构性错位降低治理效能、治理主体单一化格局限制治理潜能、防御性治理导向阻碍正向功能释放、治理形态运行失衡抬高制度成本、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牺牲长期成效等问题。最后，他提出了社会治理视角下我国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改善方向：一是3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二是3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三是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四是应急与常规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五是控制与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蔡永顺教授主要探讨了城市化与基层利益协调问题。蔡教授，首先通过图表展示了中国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的现状，即从1993年到2010年明显增多。其次，蔡教授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识别了当前中国社会冲突问题的类别。一是民众与国家/政府间的冲突，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村级选举和财务问题等；二是民事纠纷，如涉法涉诉、民事纠纷执行难转向政府等问题；三是无具体对象，如生活贫困等问题。蔡教授还通过相关数据揭示了这3类冲突问题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间所占的不同比例。再次，蔡教授还考察了城市和农村居民解决官民纠纷和民事纠纷的渠道（找国家机关、熟人调解、忍了等），并指出不同身份的居民在面对不同类型纠纷时所选用的纠纷解决渠道存在较大差异。最后，蔡教授提出，城市化过程中基层利益的协调，一方面有必要探寻矛盾根源，做到利益兼顾；另一方面则应建立健全正规的调节机制，如司法文化建设等。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的报告围绕着构建适应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城市治理机制这一主题展开。周教授，首先分析了我国城市治理所面临的现实背景和严峻挑战。在“社会矛盾多发凸显”期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城市新常态下，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着3大挑战：一是社会结构分化，利益多元化，社会内部缺少共识，政治整合多元利益的难度增大；二是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期待变化，公民参与愿望与利益表达诉求机制缺失导致官民之间的冲突增大；三是腐败蔓延，公共政策部门利益化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增大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其次，周教授利用国内外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如国内数据显示，2014年度社会治理绩效的平均得分为61.75分。在宏观基础秩序方面，“社会是非标准模糊”和“社会信任危机”被认为是最为严峻的问题；在中观群体关系方面，评价明显具有偏差的首先是“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其次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国际数据方面，2014年中国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为0.240，在124个国家中排名第93位。中国社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依然位于发展中国家阵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民福祉水平、社会包容性、社会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最后，周教授认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社会发展亦表现出了明显的拐点，即从社会发展基本需求的低收入阶段提高到了社会发展更高层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人们的诉求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关注自己与周围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出强烈的意愿。

南开大学副校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教授围绕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问题展开讨论。朱教授首先分析了中国阶层分化的历史前提和契机。他指出，当前中国存在“2+1”的单一阶级划分的社会构成，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统计学意义上的“职工+社员+其他居民”）。这种阶级划分的方式直接导致了简单化社会成员构成、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以及“身份圈”与社会流动的无渠道状态等3种弊端。其结果是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身份圈的制度基础，即干部圈——干部制度、工人圈——劳动制度、城镇居民圈和农业人口圈——户籍制度。其次，朱教授认为，城市化是社会分化与重组的第三推动力，并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社会分化与重组的3次推动力，即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产业革命）、90年代的经济形式多样化（市场化、民营化）以及21世纪以来的城镇化（城市化）。他强调，政治发展的初步成果使社会分化和重组成为现实，且中国政府对3大动力作用的发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对原有阶级划分问题的分析以及社会分化与重组问题考察的基础上，朱教授提出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1）基本阶层，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中工人阶级又可以分解为蓝领工人、白领员工、知识分子、公务员、退休职工等；农民阶级可分解为农业劳动者、村组干部和乡村知识分子。（2）新兴阶层，具体包括外出农民工、企业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3）复兴阶层，即个体劳动者和民营企业主。（4）交叉、过渡性阶层，即军人、大学生与失业者。通过对中国当前阶层状况的考察，朱教授认为，工人己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阶层，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呈现出以下7个特征：一是工业劳动者超过农业劳动者是主基调；二是与民营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发展迅速；三是“两栖人”现象“缠绵不断”；四是阶层间合作是主流，但深层次矛盾开始暴露；五是压力团体已经跨越了潜伏期；六是阶层分化仍在受着“单位”体制等因素的牵制；七是社会全面流动的态势与“阶层固化”现象并存。最后，朱教授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总体上是健康的，发展与变化总体上是积极的，对于这个过程中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发展和调整，特别是已经提速的城市化来加以解决。

深圳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黄卫平教授讨论了深圳市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问题。黄教授首先回顾了深圳市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深圳市从一个农业县发展成一个世界闻名的大都市，2001年实现人口的全部城市化，2014年GDP的增速达到10%等。其次，黄教授指出，尽管深圳市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然而它也存在着特区内外之间、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差别较大等问题，这影响了深圳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再次，黄教授指出，当时的深圳市存在着腐败问题。据他的调查资料显示，深圳市下属区的区领导存在腐败问题，并接受了调查。最后，黄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的“依法治国”理念对于深圳市有关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