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建设和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人口、产业、社会等因素的复杂变革过程，还是一个影响区域资源能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与区域资源环境问题频发的并存时期，将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相结合，改变过去工业文明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让城市化的传统建设与发展模式转变为循环的、低碳的、绿色的发展模式，不但是解决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化建设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积极稳妥地引导和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议题1：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阮榕生教授对美国新型分布式生态乡镇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介绍。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随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资源、环境和能源、公共交通和公共卫生问题，影响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阮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美国分布式生态城镇的发展模式。目前中国有很多生态城市，如天津的中新生态城，上海的东滩生态城，还有很多其他的智慧城市，主要是使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交通打造等。而美国的分布式生态城镇主要致力于改善农产品或者对农业进行改进，是在一些较小的城镇，采用环境友好的方式进行生产，保证食品安全，对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进行循环利用，包括固体的、液体的，必须要进行充分的再利用，把它们转化成一些能源，这就是一些裂解工厂以及汽化工厂，还有农林物质综合炼制。在生态城镇内，要打造可持续的社区，通过垂直种植、休闲农业、有机农业、水产养殖以及其他的农产品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进生活空间。同时，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很关键，要尽量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性，比如沼气，可以用它们来产生热或者电。建立新型分布式生态城镇的益处是可以减少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流动带来的压力，当农村这些年轻的受教育人口能在农村继续生活下去时，会有一些新的消费模式刺激生产力活动，使加工产业发展，也会推动城镇农业以及食品生产。阮教授最后总结道，进行生态城镇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政府措施来引导城镇化，而且要确保环境政策能得到很好的实施，要鼓励更多的有利于环境发展的活动。

针对阮教授的发言，主持人朱坦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叫“分布式”生态城镇。对此，阮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在美国，只有几个大城市，其余都是小城镇。每个小城镇生产的东西都不一样，但都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小城镇可以解决自己的资源、环境问题。阮教授还提到天津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概念发展自己周围的小城镇。

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工程系系主任李勇建教授从管理的角度针对生态管理问题做了汇报。李教授的汇报题目是“基于生产者延伸制的供应链治理”主要包括3方面内容：一是关于生产者责任延伸至研究领域的界定；二是从供应链管理到供应链治理的转变；三是在供应链治理框架下如何来开展EPR（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研究。李教授首先指出了实施EPR制度的紧迫性。他认为，无论从国际方面的压力还是我国生产消费量级都较大的现状来看，实施EPR制度都是非常迫切的。实施EPR制度可以帮助政府建立一套制度体系，约束企业处理废旧产品，这也是企业走出国门的需要。开展EPR研究，要从政府、企业和个人3个层面进行分析。从供应链管理向治理转变，是因为过去一直在关注供应链上的企业如何赚钱，而供应链治理是在所面临的环境、能源、国际竞争各方面压力的情况下，在供应链管理中考虑如何创新，考虑政府、消费者、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以及环境和社会的压力。关于供应链治理的目标，李教授希望企业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给出了一个治理框架，从治理目标、结构、交易模式、影响因素几个方面建立了管理体系。李教授希望在建立框架以后，开展一些具体的研究，并可以从中得到微观管理决策的启示。未来他会继续从合作博弈的角度来考虑政府、消费者、NGO（非政府组织）和供应链的生产性企业之间如何进行协调，并考虑他们如何来承担合作收益、合作成本，以及如何进行收益分配等问题。

关于李教授的汇报，南开大学冯银厂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从操作层面上来讲，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应用这一框架可能性如何，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政策和制度。对此，李教授认为对不同行业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国家层面来讲，国家实际上做了很多努力，包括一些特定行业，像电子电器行业已经有一套政策，国家目前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时间表还不清楚，只能是尽我们的努力，给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一些理论和决策参考。

美国马里兰大学张建祺研究员为与会嘉宾介绍了美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雨水管理和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经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地表不透水面积增加，地表径流逐步增长，会带来严重的水质和洪涝灾害问题，所以关注雨水管理问题对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张教授介绍，在美国，有一些专门的法律对雨水进行管理，如1972年出台的《清洁水法案》，美国关于水方面的法律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清洁水法案》所提出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日负荷，以此对河流的状况进行控制；此外，其还制定了城市雨水系统的MS4（市政单独雨水管网）许可，这是控制雨水的法律条文。除此之外，美国还建设了一些绿色基础设施对雨水进行管理，比如雨水花园、可渗透人行道、人工湿地、开放的渠道系统，以及树木种植、保护设施等。芝加哥在绿色建设方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建有可渗透的人行横道、绿色屋顶等；哥伦比亚、华盛顿特区要求在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必须把这些绿色基础设施放入公共区域中来进行设计；费城花25亿美元来实施绿色基础设施计划。张教授说，在美国，所有这些绿色基础设施都对雨水的管理起到很大的作用。

关于张教授的汇报，阮榕生教授提出了问题，即绿色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是不是国外或者美国的提法，有没有一般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这样的提法。对此，张教授解释说，以前叫低影响开发，中国早期引进的时候还是叫低影响开发，而中国最近又创出了一个名词叫海绵城市，2014年10月建设部推出了一个试行设计规范，就是海绵城市的设计规范。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冯银厂教授的汇报题目是“大气污染的特征、成因和防治”，汇报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大气污染的现状以及特征；二是大气污染的成因；三是建议。冯教授首先提到了中国不同阶段的污染特征，从“九五”时期的煤烟型污染，到“十五”时期的混合型污染，再到目前的复合型污染，不同污染类型特点对应的重要污染物和需要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目前的趋势是区域性污染非常典型，细粒子污染、PM2.5的污染比例在不断升高，二次粒子的污染也呈现加重的趋势。而为何目前的污染如此严重呢？冯教授认为这可以分两个层面分析：一个层面是直观层面，机动车、燃煤源、二次粒子（与其前体物NOX、SO2、VOCs等有关）和城市扬尘；第二个层面是根本原因，即城市发展规模、产业发展模式、能源利用方式出现了问题。城市总体规划出了问题，导致城市的发展是无序的，由于没有尊重自然规律，使各种污染物都超过了环境的容量。区域性污染的重要原因是工厂分布在城市之中，中小型工业企业分散在城乡周围。传统的以环保部门为主导的污染治理型环境管理方式未根本改变，大气污染“源头控制”的法制、机制、体制缺位，尚未形成治污的“统一战线”。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对策建议，冯教授提出要结合自然禀赋，在环境承载力约束下合理规划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做好煤的文章，大力优化燃煤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实现对煤炭高效清洁利用；要创新城市环境管理模式，建立治污“统一战线”。

关于冯教授的汇报，来自南京大学的袁增伟教授提出了问题，即近日有专家指出城市大气污染归根到底是由于大气里面的微生物造成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对此，冯教授明确回复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过去，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钢铁、水泥，排放出的污染物是有目共睹的，不污染是不可能的。来自美国的张建祺研究员对扬尘治理比较感兴趣，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即关于扬尘污染，中国目前有什么对策。冯教授回道，目前扬尘污染在大气污染中的贡献率很大，约为20%～30%，国家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来进行规范，如《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等。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宋豫秦教授从本国历史文化中蕴藏较好的城市生态理念角度出发，发言题目为“传统水文化与当代城市生态建设”。宋教授讲到，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国家，这和我国深厚的生态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而水文化是生态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关注水文化是城市生态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过去我国一直沿袭西方国家的模式，颁布很多环保政策，结果却事与愿违。我们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理念，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宋教授举了几个典型的事例，如商丘古城形同方孔圆钱，城内地势呈龟背状，共93条街道，但没有排水设施。雨水可通过街道直接流入四周的湖中。既解决了排水问题，又补充了护城湖的水源。此外，黄土高原、东南沿海的御咸蓄淡工程、哈尼族的梯田、新疆的坎儿井、西北地区的庭院、南方的四水归堂、北京团城都非常值得借鉴。最后，宋教授提到，现在的一些道路雨水工程完全可以借鉴以上的做法，并结合现在的工程技术，这是很管用的。

关于宋教授的发言，张建祺研究员提出了问题，即古代排水设计做得很好，但是现在却出了问题，一下大雨就全会淹掉，那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宋教授回答，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照搬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西方国家没有这些传统文化，他们只是用一些机械的办法，我们的教科书是翻译过来的，我们搞城市设计的学生学的就是这些。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董占峰博士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环境保护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城镇化的背景，发展特征、趋势、主要问题以及怎样去考虑环境保护战略。董博士首先提到，中国城镇化速度非常快，基本上用20～30年时间达到了国外100～150年的发展水平，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当然，从全球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都出现过或多或少的生态资源环境问题，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或者说是一个基本的现象，但是我们思考的重点应是怎么样去预防应对，或者尽早去解决这些问题。接着，董博士提到目前不存在固定的城镇化模式，但是有一些核心要素是一致的，比如说绿色、低碳、循环，包括强调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空间管控，还有规划、目标的操作性，综合管理政策等。董博士认为，关于环境保护战略框架思路，第一要做好顶层设计，体现出“五化”同步、环保优先的理念；第二要维护好环境质量，保障生态安全；第三要保护好环保权益，保障环境健康，以人为本；第四要落实功能分区，做好空间调控；第五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创新来保驾护航。为此，董博士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一是要推进形成环保先导的城镇化规划体系；二是要形成有效的环境保护的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机制；三是要健全城镇化发展重大决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战略环评机制；四是要推进实施基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模式；五是要完善空间管控和分区调控；六是要重视制度创新；七是要做好环境监管。

议题2：城市发展与绿色交通体系建设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黄永和以“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思考”为题做了主题发言。他首先针对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市场情况和国内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进行了详细介绍，2014年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全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了7.48万辆，同比增长3.2倍；2014年也是新能源汽车政策出台的密集年，全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相关政策出台。在此基础上，他针对相关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走入了一个误区，补贴政策名义上补给消费者，实际上却是补给厂家，厂家把补贴的一部分转换成了自己的利润。(www.daowen.com)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马库斯·陶伯（Markus Taube）教授就“低碳交通和现代城市体系的协同发展”进行了演讲，他认为，随着人们出行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交通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导致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因而，推广电动汽车等低碳交通变得十分重要，而要推广电动汽车，就需要解决充电系统等基础设施问题。城市发展和汽车技术的生命周期不同，现代城市体系改变缓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城市重新组建，而汽车的技术改变却很快，每三五年就会有新的汽车和汽车技术。城市发展滞后于汽车技术发展，城市系统没能跟得上技术的进展，成为交通发展的瓶颈，这也是在发展低碳交通时面临的问题。陶伯教授还对未来交通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认为应当构建包括自行车、公交或者是轨道交通等交通工具的多模交通，开展低碳交通、智能交通的革命。

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殷承良教授就“绿色交通中的新能源汽车”做了发言。首先，他对国内新能源汽车推进战略和推进计划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在我国政府政策的激励下，新能源汽车呈现出“井喷式”增长。其次，他对新能源汽车在公共交通和乘用车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对目前应用于公共交通领域的几种新能源汽车——超级电容式公交车、纯电池电力驱动公交车、电池电容混合纯电动公交车、快充式纯电动公交车和双源快充电动公交车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并提出这几种公交车需要解决的问题；接着对目前应用于乘用车领域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行了介绍，并以特斯拉电动车为例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殷教授提出了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需要平衡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两条腿走路；政策补贴继续以电驱动战略为导向，对于不同电驱动方法的汽车应呈现梯度化补贴，兼顾不同技术方案的开发难度与成本；在技术上设立门槛，真正实现节能环保的发展目标，促进电驱动技术的正向发展，鼓励自主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青研究员就“绿色交通呼唤绿色政策”展开了演讲。在对汽车需求增长的典型国际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预计到2023年，中国汽车千人拥有量将达到235辆，总保有量将达到3.3亿辆。为解决汽车高速增长下的城市交通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间的矛盾，绿色交通和智能交通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方向。汽车社会构建和汽车文化提升任重道远，要从消费理念、驾车行为、制度设计等方面着手，构建新的汽车生态；要更多针对油价、排放、拥堵、停车等问题，借助税收等经济手段调整消费者参数；要从改善城市布局和道路规划着手，跳出交通治理交通，要动态地考察和提升承载力空间；要充分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引入智能交通、绿色交通和新能源汽车。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蔡国钦做了“新能源汽车推广过程中的模式创新与推广环境兼容性探讨”的主题发言。首先，他对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商业模式进行了回顾，对整车租赁、电池租赁、车电分离、双锁共赢和分时租赁等几种主要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商业模式的应用地区、应用领域和主要价值点进行了总结；其次，基于实际调研，他对深圳“双锁共赢”模式和杭州“分时租赁”模式的运营模式、模式特征、最新进展和发展困境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他提出了关于商业模式与推广环境的几点判断和思考。他认为，从政府工作的角度看，政府普遍重视商业模式创新，忽视创新环境的改善；从当前发展阶段看，供给端和需求端都不够成熟，商业模式创新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远低于预期；从当前的制度环境看，现行投资管理、企业准入等制度的僵化将增加创新成本，影响创新积极性（跨界经营与准入壁垒）；从具体的政策设计看，可能会导致出现“创新泡沫/伪创新”；从创新的动力看，新能源汽车的创新动力主要源于政策刺激和曲线进入汽车产业的“诱惑”，一旦政策力度减弱甚至退出，创新活跃度能否保持尚有疑问；从创新主体看，新能源汽车的创新主体多为民企，实力弱，新进入汽车行业，先天处于弱势地位，亟须更为宽松的创新环境。

第一电动网总裁庞义成就“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之门”展开了发言。他认为，在现有环境下，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离不开政策这只手，但在产业化过程中不能过度依赖政策。一方面，企业不能过度依赖政策，否则就会出现投机行为、短视行为，不利于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不能依赖政策，政策本身也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议题3：循环经济发展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包景岭在“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辨识”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产业链构建是循环经济的基础，产业链的规划设计是实现产品、副产品、废弃物的交换和资源能源的综合循环利用的根本。通过深入分析已经建成的北疆电厂循环经济产业链和正在规划的城市沼气公交车循环经济产业链两个实例，他重点阐述了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辨识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规划循环经济产业布局。他还提出，在未来产业设计过程中，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出发，应用循环经济原理，深入论证产业链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综合分析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适度配合政策调整，利用如生态补偿（减排补偿）等手段，推动我国循环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常务副会长、高级工程师刘强围绕“以循环产业为切入点，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再生资源产业是新型城镇化当中最适合发展的一个产业。通过深入分析近年来我国循环产业的发展现状，包括行业规模、形成的主要发展模式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需求，他提出，再生资源产业应该围绕着产、商、融、住、学相结合的模式，包括完整的资源回收网络、合理的再生资源利用产业链、完善的服务配套系统、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撑、灵活多样的配套生活保障体系、广泛的社会宣传教育体系和高效的技术研发和孵化中心。新型城镇化可能面临劳动成本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增加的挑战，但循环产业为其带来了新的重要机遇。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李金惠围绕“城镇化过程中可持续废物管理”做了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典型城镇废物类型及处理现状，梳理了我国典型城镇废物管理政策，并由此提出我国废物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机遇，最后从源头处理、回收处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技术改进、经济保障与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面向生态文明开展废弃物管理的政策建议。

香港城市大学施涵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利用资源生产率重塑城市废物管理体系”。在报告中，施教授从工业化国家环境管理发展历史与城市废物管理政策框架演变的经验出发，对比分析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应对水资源管理不同的政策框架，提出要建立基于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城市废物管理体系。

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总裁何平博士在会上做了题为“欧美循环经济发展对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启示”的主题发言。何博士总结了欧洲（德国）及美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提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必须走循环经济道路的重要观点，并从建立系统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加强投入与技术开发、开展公众教育及推动绿色消费等角度，提出中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工业生态学研究室主任袁增伟博士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铜资源利用格局演变”主题报告中，简述了该研究的背景、方法及研究过程，并基于对铜资源的研究，从技术改进、产业政策调整、回收体系构建、过程监管等角度，提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铜资源利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会后，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王军锋副教授、张墨老师、齐宇老师对部分专家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包景岭总工程师深入探讨了天津市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问题，认为循环经济早已进入实践阶段，今后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更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搞好顶层设计，搞好部门间的协调工作，同时突破现有技术瓶颈，辨识关键环节，最终一一解决环境、生态问题。李金惠教授就城镇化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国家的政策已比较完备，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落实；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废物管理问题可以从生活垃圾分类与基础设施相结合、明确政府及企业责任、对再生资源类固体废物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3个方面入手。刘强副会长对天津市再生资源产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天津市再生资源发展前景较好，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天津市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及产业园区建设；其次，应抓住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机遇，引进相关产业；第三，要突破再生资源产业回收和简单加工的瓶颈，重点研究和发展再生资源深加工，为天津经济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