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依靠着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超大都市带（Beyond megalopolis）、巨型区域（Mega region）等城市密集区的空间组织模式来共同担当、支撑其调配、指挥、协调、服务全球经济发展的作用。城市区域以其庞大的集聚效应成为众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和城市化重要载体，构成了当今全球经济竞争的基本空间竞争单元。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城市间不再是孤立的关系。在全球与区域尺度上，城市间的互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强度上都日益增加；而且城市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竞争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合作，在合作中也存在竞争，从彼得我失的“零和”思维转向相得益彰的“正和”博弈，竞合关系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

议题1：城市竞合的机理、模式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吉恩·克劳德·西尔（Jean-Claude Thill）教授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角度探讨了巨型区域与城市多中心主义。西尔教授主要从世界上多个地区的发展实例论述了城市多中心主义的概念，并讨论了与这种城市化相联系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治理安排，特别是讨论了与中国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巨型区域问题。他提出中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应该讨论和学习各个地方的经验。西尔教授的论述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最优规模问题。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每个城市的最优规模都不尽相同，集聚经济、分散力量、城市区位、社会问题是影响城市最优规模的4个重要因素。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出现顺应了发展的需要，它可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经济机会，得到更大的经济弹性；减少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取得更大的基础设施弹性；能够兼顾全球性行动策略和对本地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能够改善跨区域的健康和流动问题。最后，西尔教授总结道，鉴于城市化趋势，巨型区域的出现很难避免，多中心巨型区域能够缓解城市巨大化的不利影响，这种实践是被证明有效和稳定的。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罗格·斯托夫（Roger Stough）教授主要讨论了在大城市地区中地方政府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地方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一直是一个广受重视的空间分析问题，因为它与经济效率问题紧密相连。斯托夫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吸引力和区域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假定，即经济吸引力越强的地区区域合作越密切。然后他通过对美国华盛顿地区的研究检验了这一假设的正确性。这与基本的国际贸易经济学理论是一致的，即司法管辖区（国家）应该集中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引进其他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简单来说，合作能够提高比较优势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这反过来又能够进一步促进合作。此外，如果两个地区的合作水平较低，那么少许的合作改善就能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如果两个地区之前的合作程度已经很高，那么合作加强所带来的效果虽然是正向的，但并不明显。

美国布朗大学纳撒尼尔·鲍姆斯诺（Nathaniel Baum-Snow）博士讨论了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增长和市场进入问题。鲍姆斯诺博士的论文主要检验了中国的公路和铁路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自1990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公路的数量迅速增加，研究高速公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鲍姆斯诺博士检验了区域间运输成本的降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市场一体化，促进当地的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再分配。他还考虑了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城市内部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最终的结论是：高速公路和铁路的扩张通过提高贸易一体化程度促进了区域和城市发展和再分配。地区GDP相对于市场潜力的估计弹性约为0.15，而地区人口没有类似影响。地区人口相对于距离港口时间的估计弹性为-0.06，而地区GDP没有类似影响。考虑上述这些结果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相对于再分配人均GDP的增长是非常有必要的。

香港中文大学沈建法教授探讨了港深大都会区的城际合作与竞争问题。沈教授认为，在大多数情形下，城际竞争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现象。深圳与香港的关系为我们展现了城际合作促进增长的典范。自1978年来，香港在深圳的崛起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中央政府的支持对香港30年的长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与深圳在合作过程中进行了连续性的合作，如合作协议、合作论坛等。城际合作需要区分相对竞争和绝对竞争，相对竞争不是以一个城市增长伤害另一城市发展为代价的，而绝对竞争则会带来一个城市增长伤害另一城市增长的现象。沈教授认为，机场建设是深圳与香港竞争与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两地之间机场建设的竞争为两地居民改善福利、设施的互相利用带来巨大的正效应。因此，深圳与香港应利用各自在机场方面的优势展开积极合作，以良性的城际竞争促进两个城市经济发展。

南开大学安虎森教授研究了相邻城市竞争、合作与双赢机制。他认为，任何相邻城市都存在竞争与合作的问题。理论上，竞争能促使相邻城市共同发展，然而普遍的情况是强势城市和弱势城市的分异趋势，如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和天津。安教授提出3个新颖的问题。（1）相邻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否是常态？如果是常态，那么主要的竞争内容是什么？（2）如果相邻城市共存，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这种共存现象？（3）城际竞争的核心仍为城市福利水平最大化，那么相邻城市之间如何协调福利关系？此外，他分析了城市阴影区形成的机制，城市阴影区的扩大与相邻城市间竞争的关系，城市系统的多/单极结构，相邻城市共存的条件，相邻城市间合理的收益分配与分工合作体系应该是怎样的等问题。最后，安教授得出3个基本结论：（1）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阴影区；（2）尽管相邻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很普遍的正常现象，但极有可能演变为恶性竞争；（3）分工水平的演进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连的，分工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

暨南大学覃成林教授以“高速铁路与城市竞争与合作”为题展开研究。他认为，我国城市的发展正在进入高铁时代。基于对以上情况的梳理，覃教授认为，高速铁路正在成为影响我国城市竞争与合作的新因素。高速铁路客观上具有快速、运行密度大、载客量大、准时、舒适、安全等特点，可以从时空压缩效应和扩大经济活动空间两大基本途径影响经济活动。具体而言，高速铁路发展对城市竞争与合作具有5大影响：（1）高速铁路发展会增强城市合作的内生力量；（2）高速铁路会引起企业活动空间的增大，劳动者活动空间的增大，因而从总体上看，高速铁路沿线城市发展的影响空间就增大了；（3）高速铁路将促进沿线城市之间的分工出现新变化；（4）高速铁路将促进沿线城市共同建设高铁经济带；（5）高速铁路网络将催生城市合作的网络化。最后，覃教授阐述了研究的基本结论：第一，高速铁路正在成为影响我国城市之间竞争与合作变化的新因素；第二，高速铁路显著地拓展了城市的影响空间，极大地改变了城市之间联系的方式及强度，因而将对全国城市发展竞争与合作产生持久且深刻的影响；第三，高速铁路所引起的变化，值得国家、城市及区域发展的决策者高度关注，并科学、及时地利用之。

议题2：经验与比较——京津冀地区城市协同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上海财经大学张学良教授认为，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协同竞争力意义重大。城市群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要素在超越单一城市的更大范围内的集聚与优化配置，可以克服单中心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外部不经济现象。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长三角城市群具有协同发展的坚实基础。张教授从城市规划协同、产业功能协同、要素配置协同、基础设施协同、生态保护协同和企业服务协同6个方面对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此外，张教授梳理了长三角城市群在以上6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和不足；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后，他提出下一步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提升路径应为“2+6”，其中，“2”指利益协调和制度建设，“6”包括推进规划衔接、明确功能定位、打破行政壁垒、完善交通网络、深化环保合作和加强资源共享。

清华大学顾朝林教授（李绍兴代讲）以“京津冀城镇群空间布局”为题展开研究。顾教授认为，当前的京津冀，面临着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产业升级滞后、贫富差距扩大等大区域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应从3方面着手解决上述问题，即：（1）要科学地突破城市生态系统的极限，充分利用现有的先进技术，引进和创新更先进的技术；（2）要科学认识城市群水资源，应采取有效的城市群水资源管理措施和先进技术实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伦敦和柏林城市群），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为首都圈绿色发展提供资源保障；（3）突破“摊大饼”式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建设多中心、功能区、通道脊和网络城市。(www.daowen.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后凯研究员认为，中国区域竞争已经由过去的单一城际竞争转变为以城际竞合为基础的各都市圈之间的群体竞争。在群体竞争格局下，竞合战略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面对各种区域冲突，如经济冲突、社会冲突、环境冲突，竞合战略成为化解区域冲突的重要途径。京津冀要通过竞合战略实现利益共享，构建命运共同体，需从如下方面着手：（1）整合各种区域资源，诸如基础设施（港口、机场等）、科教资源、公共服务、环境治理，构建一体化的共享平台；（2）构建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石家庄、唐山、廊坊和保定为副中心的双核多中心网络型格局；（3）重构区域产业链，即以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等为中心重构产业链，实行错位竞争、链式发展，构建面向京津冀一体化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4）建立完善的区域补偿援助机制。

南开大学江曼琦教授认为，从价值链、供应链角度和战略联盟视角对产业链的定义看，产业链是建立在劳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的，包含了产业上下游从原料到消费者的完整过程，上下游企业之间因技术联系和投入产出关系而相互连接。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状态，又是一个过程。基于市场分割指数的研究，京津冀地区整体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高于我国平均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低于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河北省内城市间的分割程度小于与北京、天津的市场分割程度；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分割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因此京津冀市场一体化水平亟待提高。在产业链方面，与长三角多集中于先进制造业相比，京津冀多分布于工业产业链的中下游，缺乏战略环节，即集中在自然资源部门，初级加工和制造环节、电子信息技术与高科技部门的规模企业较少。从京津冀各自的技术输出地区分布来看，京津冀输出方向和规模不尽相同，出现了价值链错位的问题。此外，京津冀还存在产品链低值、不完善，生态链缺失的问题。重构京津冀产业链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须在以下几方面着手：（1）基于区域资源承载力的理念，提升产业链的位置，改善区域生态环境；（2）基于价值链的京津冀现代服务业产业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升京津冀的产业竞争力；（3）基于区域循环经济理念构建生态产业链，提高京津冀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南开大学郝寿义教授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面临如下认识误区：一是在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方面，存在政府调节机制与市场调节机制两者边界方面的误区；二是在京津冀发展动力机制源泉方面，政府调节机制偏重于行政手段而忽视了法律手段，市场机制偏重于竞争机制而忽视了合作机制，空间结构调整中注重存量调整而忽视了增量调整；三是在制度供给中，注重已有的制度安排，而忽视了改革带来的制度创新。郝教授认为关于几大误区的解决思路是：政府调节既要注重行政手段，又要注重法律手段；市场调节既要重视区域竞争，又要重视区域合作；在空间结构调整中要特别注重增量的调整；注重改革在协同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深化改革产生增量效应。郝教授以科技协同创新为例，提出错位竞争、合理的产业定位、政府推动、区域立法、深化改革等建议，为京津冀协同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议题3：区域内城市政府间关系

中山大学张紧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城市政府间竞争与合作”。张教授把城市群的发展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内加以讨论，并且认为城市群的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表现之一。为此，张教授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为例，结合国际经验，总结出中国城市群发展的经验以及城市群发展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张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群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难以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以及重复建设、产业同构、恶性竞争、跨界污染治理难、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不明显等方面的挑战。最后，张教授还提出了走向城市群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策建议：第一，创新制度环境。要注意凝聚城市群区域发展的共同理念，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并建设城市群共同市场；第二，建立健全治理制度，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协作治理机制以及城市群利益共享机制；第三，规范城市政府。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转变城市政府职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革城市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并扩展有序的公民参与。

南开大学张志红副教授以自己参与天津市地铁规划等项目的经历为例，报告了当前城市重大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府际关系。张副教授的报告包括5个方面：第一，提出问题，即城市化的“三化并存”状况，邻避现象，“计划性”规划实施遭遇困难，城市设计被“企业化”以及规划制定中的“技术外部性”；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以政策网络为视角，政策网络集合了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的精髓，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第三，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中国城市规划制定的制度框架和过程；第四，分析城市规划制定中的府际互动，主要是这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政府换届和规划的冲突，条块的矛盾，内部决策和外部监督的不对等，公众参与意识增加和参与不足的矛盾等多个方面；第五，给出自己的决策建议，这些建议既包括对人大、中心城区政府、第三方评测机构等参与主体的政策建议，也包括增强专项规划制定包容性，平衡政府主导、专家编制和公众参与的关系，以技术平衡政治，以程序保证公平等需要多方协同的建议。此外，张副教授还对路径选择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厦门大学罗思东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区域主义中的政府间关系——大洛杉矶地区的多元治理机制”。罗教授首先对区域主义的内涵和在美国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引用了戴维·米勒对区域主义形态的划分，认为大洛杉矶地区存在其中两种典型形态，即协同型和管理型。接着，罗教授对大洛杉矶地区区域治理的主体——城市县、专区（管理型区域主义）和各类大都市区规划组织、政府理事会（协同型区域主义）分别进行了分析。大洛杉矶地区城市县与郊区城市之间的合约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结构型区域主义（兼并）的反向推动。专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特定的政府形态维持郊区城市之间彼此独立和竞争的关系的。此外，罗教授以洛杉矶县为例，分析了议会和专区的关系。罗教授对于区域治理的第三个主体政府理事会进行了重点介绍。政府理事会对于州政府来说是联合法律机构，对于联邦来说是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它负责组织论坛交流和初审地方申请的联邦援助项目的工作，由联邦政府给予财政支持，由州政府提供立法支持。

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第三区域政企统合模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5个方面：第一，对第三区域概念的界定及其划分的依据；第二，第三区域的形态；第三，第三区域的绩效；第四，第三区域所面临的问题；第五，第三区域的治理模式。陈教授以经济发展为视角，把社会从横向角度分为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和第三区域经济。城、乡、第三区域分别对应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和第三区域经济。第三区域从城乡中分离出来的关键是第三区域与城乡显著的经济差异。城乡经济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而开发区经济主要是为区域外居民服务的。陈教授重点分析了第三区域的经济、社会形态、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和所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第三区域的治理模式——政企统合模式。政企统合模式并不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政企不分的管理方式，而是在第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一种社会治理思路。该模式旨在建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的同时，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管理职能，这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外部性效应，减轻政府管理压力，同时有利于建立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

香港大学张赞贤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香港与珠三角的合作：机制、议题与挑战”。在报告伊始，张教授介绍了香港与珠三角地区以及内地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的这个大背景，包括紧密的经济社会合作、跨界公共问题的共同应对、频繁的人员往来等方面。接着张教授谈到泛珠三角地区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些合作的框架。随后，张教授谈到当前塑造华南地区协调和合作的3个相关性因素，包括泛珠三角地区的不同行政区、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经济调整、区域内部相互抵触的政策。在发言的最后部分，张教授谈到了泛珠三角地区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泛珠三角地区面临的挑战包括缺少区域性的区域治理结构、服务领域合作的复杂性、香港经济影响力下降等。为了促进地区更好的合作与发展，泛珠三角地区的政府应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第一，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互信；第二，对区域重大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与合作进行投资；第三，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重视加强社会与第三部门在公共问题解决中的作用。

南开大学杨龙教授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与机制背景及其创新可能性分析”为题，探讨了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合作，其中特别强调了京津冀三地的各自情况。关于北京，杨教授首先谈到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唯一性。这体现在北京的政治地位高及其对中央的政策影响力远大于其他地方上。上述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了北京的功能太集中，规模太大，北京的战略视角是全国为先，北京有其特有的机构设置。关于天津，杨教授根据天津的特点，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特大城市。这表现在天津市是高级别的省级行政区，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定位上。然而，天津对京津冀合作的态度不甚明朗。杨教授还简要谈到了天津市政府系统中与京津冀合作相关的机构设置。关于河北，杨教授谈到相比于北京和天津，河北仅为普通的省级行政区，且其特点之一是地区内起主要领导作用的书记、省长调动频繁。杨教授谈到，在京津冀区域内，河北居于从属性地位，与京津的发展差距大。河北环抱北京和天津，与京津发生联系的是河北省内环绕北京和天津的市县。这些环绕北京和天津的市县与北京和天津的经济和人员交往多且频繁，受到北京和天津的影响很大，与省内其他市县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有所区别，形成了环北京经济区和环天津经济区。在三地协同发展时，河北难以制定统一的区域合作政策，从全省的层面与京津合作，而是需要由环绕北京和天津的市县分别与北京和天津实行具体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