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由产业结构非农化引发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社会从业人员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该过程首先表现为城市及其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进而表现为城市资源更为合理的利用，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空间形态的不断优化，最终实现城市（城镇）和农村的一体化发展。因此，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是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也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持续释放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和城市空间优化的过程。

相较于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二元问题更为突出，这不仅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性上，更体现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人群的二元性上，加之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恰逢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全球经济调整的深化期，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优化都处在更艰难的境遇之中。

议题1：城市化与城市空间演进的经验与现实

日本日建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吉田雄史（Yoshida Yushi）先生在题为“多中心的城市结构和城市中心改造——东京的案例研究”的发言中回顾了东京城市规划的历史，介绍了东京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变迁过程，并以新CBD（中央商务区）项目——横滨未来港区（Yohohama Minato Mirai）、次中心——大崎（Osaki）、柏之叶（Kashiwa-no-ha）智慧城市为案例，总结了目前东京所呈现出的特点：多中心的城市结构，分散式、郊区化的工业发展，城市内部再开发中注重行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搭建了PPP创新区域。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作权博士在题为“中国和美国平行增长：基于空间维度”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地理空间上非常对称，纬度非常相近，两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平行、类似的空间过程：从集中到分散，从南北向分布到东西向分布。其中，美国的扩张过程导致其经济从一个聚集的制造业态变成了在大陆国土空间高度分散的格局。中国目前也非常关注东西向的发展，形成了“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赵博士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化、工业化将在2030年左右完成，经济将主要聚集在以北京、上海、西安为主的地区。中美两国空间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世界的现代化发展，现代化是一个封闭的过程，有规律可循，从欧洲、美国到日本再到中国；二是大规模的聚集经济。最后，赵博士对未来中国的空间经济增长进行了展望。他指出，中国由于西部的沙漠、高山阻碍作用，将很难形成像美国那样的大陆化经济，但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预测，到2049年，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从大西洋跨过印度进入喜马拉雅山，那时中国的经济地位是值得期待的。

韩国忠南发展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朴寅星（Park InSung）教授在题为“韩国迁都论争对中国城市与区域政策的启示”的发言中介绍了韩国迁都公约的背景、形成过程以及主要内容，指出在区域差距问题特别是相对差距问题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韩国对以首都圈为代表的先发展地区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或调整其发展速度，并提出“均衡开发”的概念和设想，但结果导致非首都圈地区产生了一些不现实的期待，也使许多规划和政策在理论上形成混乱。基于这些分析，朴教授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首先，中国在区域政策方面使用“非均衡协调发展”一词是恰当的；其次，先发展地区的城市为了能与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首尔等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竞争，必须大力发展国际金融及高层次的第三产业；此外，还要制定对落后地区的补偿政策，制定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给予分配补偿的依据及标准。朴教授指出，对欠发达地区及农村进行支援的目标、原则、政策的核心是赋予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实现机会公平，对农村孩子、农民的子女赋予公平的教育机会、保证良好的教育环境是解决区域差距的关键措施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教授发表了题为“京津冀一体化与空间布局优化”的发言。他认为，京津冀地区的北边是燕山，西边是太行山，环境容量比较小，根据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京津冀应适应地理条件进行空间布局优化。但是目前，京津冀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区域经济合作步履维艰。肖教授提出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的思路为：按照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着力缓解两大都市的人口压力，壮大地级市实力，提升新区吸引力，增强城镇承载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区域发展合力，引导、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和适度集聚，构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形成“三核引领、四圈互动、一轴两带、多点支撑”的开放合作的空间结构。此外，肖教授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是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在自由讨论和交流环节，各位学者就分散的工业布局与之前提倡的聚集发展工业布局的区别和优势、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中国与美国的空间经济增长中市场化力量的内涵差异、中东西部区域经济差距的根本原因、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促使资源向河北聚集等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交流。

议题2：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区域分工与协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晓江院长做了题为“京津冀地区若干问题·天津的责任与机会”的发言。李院长介绍和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增长趋势、空间增长趋势、京津冀创新体系的发展趋势和天津港口职能发展趋势。李院长指出京津冀地区发展规划中存在3个主要问题。第一，区域环境问题尖锐，空间发展难以持续。第二，北京功能过多聚集，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二级城市发育不足，不能有效分流核心城市人口压力；乡村自主发展，普遍工业化导致资源污染日趋严峻。第三，规划各自为政，空间统筹严重不足。基于以上分析，针对“天津的责任与机会”这一命题，李院长提出6个关注点：（1）强化京津联动，共同发挥高端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2）强化产业与设施带动，辐射、服务河北发展；（3）加强生态修复，共筑区域生态安全格局；（4）分担北京货运功能，共筑京津枢纽格局；（5）深化“轨道上的京津冀”，引导节点地区功能提升；（6）发挥自贸区等政策优势，盘活存量资源，推动滨海新区再次腾飞。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李国平博士分析了新常态背景下首都经济的优化、调整和转型发展。李博士认为，北京经济转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经济发展从数量转向质量，发展速度从高速转向适度；经济结构升级从三产结构调整转向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以创新为驱动，经济高端化趋势日渐明晰；城乡差距趋向减少，但由于社会需求不断加大，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空间关系逐步从向心集聚转向向外扩散，但中心区过度集聚的压力在短期内仍较大。对于内在动力机制，李博士归纳为4个方面：在外部政策环境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加速，为北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契机和新挑战；在发展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城市相比较仍有较大差距，城乡发展水平差距仍较大；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给北京城市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为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在创新方面，创新既是动力也是解决之道。因此，李博士主张，要努力开展加强北京创造、打造北京服务、发展总部经济、吸引高端人才和加强区域合作等方面工作，提升北京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霞辉的发言题目为“中国东部城市转型发展研究——上海样本”。刘研究员认为，作为中国快速发展的缩影，上海已有的发展历程充分利用了经济追赶阶段的优势，但随着经济追赶阶段接近尾声或结束，上海要积极参与到国际要素流的主动配置过程中，从制造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获取国际城市发展动力，进而转向以成熟经济体为参照的市场激励，以效率持续改进推动转型与增长。目前，上海存在着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纵向一体化分割和制度分割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大中小型工业企业效率分割，中央和地方工业企业分割，不同所有制行业分割。为治理上述分割，刘霞辉研究员主张，利用服务业推进创新，升级生产系统，主要要做到以下几点：（1）更新经济转型的理念；（2）消除分割治理；（3）自贸区建设与服务业升级；（4）面向创新和多元化发展的政府收支模式改革；（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www.daowen.com)

台湾政治大学地政学系白仁德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考量区域创新发展之台湾产业园区规划评估与资源配置”。白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台湾产业园的概况。台湾产业园区经历50年的发展，通过积极推动园区开发建设，以及周边协同环境资源发展，已明显形成以都会为核心的北、中、南3个区域性产业群园区聚廊带；在产业创新资源的供给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但在当前国际产业竞争环境下，须强调产业价值链的整合塑造，明确优势定位，方能有效进行台湾地区基础资源分配。通过对近年来国际上标杆产业园区发展重点方向的研究分析，白副教授发现，先进国家内部强调以创新知识技术领头之大型企业，配合官、学、研合作，异业结盟，生产链垂直与水平整合；外部则以跨区域产业园区合作模式，扩大延伸产业价值链，创造更具规模性的产业群聚效果。最后，白仁德建议，建立区域资源整合平台，推动区域创新网络，引入创新辅导资源，提升平台媒合能力，强化园区发展类型，媒合园区发展群聚，建构纵向生产整合、横向辅导产业联盟等发展策略方向，研究台湾产业创新廊带建构整体策略。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王凤荣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税收竞争、区域环境与资本跨区流动”。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资本跨区流动作为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代表着市场化进展的程度，但受制于政府干预导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在中国分权式竞争背景下，企业异地并购作为存量资本跨区流动的方式，既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也是观察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效应的重要视角。王教授在企业异地并购这一独特的微观视角下，运用因子分析法度量了30个省份的税收负担和环境得分，以2009—2011年间发生的国内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事件为样本，基于Logistic（逻辑）计量模型，考察了税收（环境）的引资效应和企业成长效应。王教授发现，地区间税收竞争显著影响了企业异地并购行为，导致了资本跨区流动；企业异地并购未获得节税收益，而环境效应已成为企业异地并购的成长动因。这些发现对于匡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和企业成长区位选择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丁明磊的发言题目为“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与对策”。拓展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科技创新空间，更好地发挥科技支撑作用，需要在战略层面有一个前瞻性的通盘考虑。丁研究员在人类历史上城镇化规律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最后，在政策建议上，丁研究员主张以“新苏南模式”为样本，在以下几点着力：在城镇化建设规划中充分体现科技创新的作用；构建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技术体系；推动试点示范和需求面政策引导；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为重点，以城市群为创新载体，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高地，加快形成各具特色与优势的创新型城市群。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周密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京津冀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在揭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周副教授提出创新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四元逻辑：创新型企业推动逻辑——通过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推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逻辑——通过多种结构调整作用于经济增长；部门调整逻辑——通过与创新紧密相连的四大部门推动增长；园区推动逻辑——通过园区的聚集推动区域增长。周副教授指出，当前京津冀创新驱动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包括：创新的制度与政策框架有待提升；培育创新的市场成熟度不足；科技创新对产业的支撑和核心引领作用不突出；不同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仍有脱节；创新氛围不活跃，企业创新能力总体不足；创新环境有待优化，创新政策在协调、配套、落实和完善上存在障碍。周副教授认为，未来京津冀创新驱动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挖掘先导技术需求，培育新兴产业；积极培育创新型企业、企业家群体与创新型团队；加大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

议题3：城市化演进中的关键问题

韩国培材大学金相郁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韩国行政中心复合都市的经验与启示”。韩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首都圈集中问题。为了缓解首都圈集中所产生的国土空间问题，韩国决定新建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就是世宗特别自治市。金教授分析了世宗行政中心复合都市的城市规划经验，主要包括概念、中央政府机构搬迁规划、城市空间规划和制度基础等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金教授认为，世宗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建设初期面临着6大难题：规划城市的时间和空间难题、原居民和移居民间的关系问题、公务员的上下班问题、行政非效率问题、国土均衡发展问题和首都圈价值问题等。金教授提出，通过分析世宗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建设的经验，可以吸取两个教训：其一是时间教训，规划是为了解决而制定的，但是太急躁了反而会造成更多的矛盾；其二是公认教训，无论行政首都还是行政中心复合都市都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公认。

天津城建大学经管学院黄凌翔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新型城镇化下的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研究”。目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模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存量建设用地单独改造（以广东“三旧”改造中旧厂房、旧城镇、旧村庄为代表）；另一个是村镇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综合改造（主要是基于“城乡建设增减挂钩”的多种形式，包括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江苏“万顷良田”、重庆地票等）。但是以上两种模式都存在问题，前者的问题主要是存量建设用地单独改造计划难以完成，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推行困难；后者的问题主要在于挂钩项目减少、指标规划困难。黄教授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水平不高（改造成本高，城中村的市场需求大）；属于外向型经济（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抵御外向型经济）；再开发与产业结构升级未同步（原使用者为主，挂钩建新区以住宅为主）——用地规划仅约束是否为建设用地。基于此，黄教授建议，新型城镇化应该是稳健的城市化，再开发路径应从政府主导逐渐转移至市场主导。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李兰冰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而应该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四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是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这是最基础的形态变化；第二个是经济的变化，非能产业和产值的比重增加；第三个是与社会人口和人口变化紧密相关的问题；第四个是空间变化，包括原有城市再组织、再开发、城市关系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李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三个环境：第一，国际形势，全球经济增长的问题；第二，新型国家在城镇化过程当中低成本的优势；第三，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基于此，李副教授主张：第一，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推进机制；第二，以城市群作为城镇化推进的主导型的空间载体；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土地；第四，统筹户籍制度，形成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机制；第五，住房保障机制；第六，深化相关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天津财经大学管理学首席教授罗永泰的发言题目为“天津历史风貌建筑泛资源整合与城市生态建设”。在进行历史风貌建筑泛资源整合时，罗教授主张要同时整合物质要素资源和非物质要素资源。在选择历史风貌建筑泛资源保护与利用模式时，罗教授认为，应该从“泛产品保护、泛产品规划、泛产品利用和泛产品传播”4个环节着手，综合以下4条路径：单点扩散保护与利用模式、多点整合保护与利用模式、成片保护与利用模式和成链保护与利用模式。在历史风貌建筑泛资源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罗永泰教授提出了4条建议：（1）重点发展与历史风貌建筑相关的“科技+文化”的新型文化产业；（2）发展以历史风貌为主题的软件开发产业；（3）利用历史风貌建筑资源发展物联网新技术；（4）发展与历史风貌建筑相关的设计产业。

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李少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产业链的跨地域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布局”。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推动下，产品生产的各个工序、模块在不同地域进行配置的生产组织方式将越来越普遍，这也使得城市和区域与外部连接的尺度结构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形成了不同特点的空间结构和演化态势。通过对上海市进行相关分析研究，李副教授发现，尺度跃迁与多尺度叠加使地域功能发生重组，在多种尺度上推进形成了多中心的地域空间结构；而片段化生产加强了城市和区域内部的要素流动，使空间联系呈现网络化、密集化发展态势。李副教授认为，应积极顺应和分析尺度叠加特点，以产业链组织政策为手段推动地域关系的重新整合，保证城市和区域空间布局的持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