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利
我今天主讲的题目涉及信息化、社会变迁，以及国家治理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治理，而是更广泛的治理概念。
两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人均寿命也在不断提高；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在直线式上升，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人均GDP增长、人均寿命提高。但是总体来讲，我们人类的生活、人类的发展是前所未有地好。我们每天有许多的担忧，不管食品安全，还是空气质量，但是在座的这些人，如果在过去，可能很多人根本活不到今天，过去人均寿命非常短。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婴儿的死亡率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大幅度下降，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情景。
另外一方面，1800年时中国的GDP总量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当时清朝的居民，人均寿命也就30岁左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均的预期寿命也就40岁左右。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变化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座有些同学也在看，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老农民》，实际上就展现了中国这几代人所经历的坎坷和国家的巨大变化。中国人均寿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是非常低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也就是在“赤脚医生”的那个年代，中国人均寿命已经大幅度增长。这发生在中国人真正可以用得起抗生素等药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2012年的时候，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跟最发达国家比较接近了，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跟美国的差距，相对来讲比较小了。人的预期寿命又跟人均GDP基本是呈正比的，中国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和经济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增长。这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我特别喜欢举的一个例子，1900年巴黎预期寿命也就40岁，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在过去200多年，人类经历的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刚才讲抗生素的时候，已经蕴含这个概念，也就是技术的创新，包括今天早上讨论提到的这个问题。科学家、科学史家在讨论的，尤其是在19世纪这个阶段，我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基本都发生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你随身穿的、戴的、用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跟这些发明有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因为它跟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是有关系的。城市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一起，让大家交流，让大家互相做交易，让大家同时通过大学也好，技术研究所也好，工厂也好，互相激励和学习，这也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创新，使得生产力不断提高，人均GDP不断增长，生活的质量、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讲，1900年的城市，巴黎的人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是因为那个时候医院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有大量疾病在那里传播；20世纪上半叶发明抗生素以后，人们可以到城市去，大家可以握手，过去是不握手的，到英国跟皇家交流，你如果握手的话，对方都戴着手套，现在大家握手，是更新的习俗，跟科技的进步是有关系的。现在握手不需要洗，真出问题的话，可以打抗生素，而且很多人已经打了疫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风险集中的地方。
当然城市仍然有风险，但总体来讲这些风险已经变成可控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风险社会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人类可以影响的这么一个风险的社会。在风险社会之前，实际上都是靠天吃饭的；在城市里我们可以有自来水，有更好的医疗、教育、创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城市越来越多地在往高处发展，这种情况下对生态的影响也可以减少一部分，因为这样可以保护乡村等地方的自然环境。
面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讨论城市化的时候，大家也总有一些不安，尤其是中国人精神病的发病率比过去高了。但是城市也是可以解放人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是，中国的自杀率曾经在全世界是非常高的，但现在中国的自杀率已经在过去十几年大幅度下降。
我们城市化本身产生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在为中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包括一些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可以与治理联系起来。历史上我们讲的治理，基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事情。那个时候知识在少数人手里，科技制度不那么好，能够念得起书的人非常有限，而且限于男性。在知识被垄断的时候，政治体制也是跟这个相关的。不管是欧洲也好，还是亚洲也好，总体来讲，相较于欧洲中世纪有黑暗时代等情况，中国的科举体制在现代社会之前是一个相当发达的体制，但是总体来讲是一个知识相对垄断、权力相对垄断的这么一个体制。(www.daowen.com)
在现代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制度的变革，在欧洲的产业革命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产业革命时期还引入了官僚体制，还有其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北美国家在高速发展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政治稳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思想家，包括恩格斯都特别强调要用选票的方式夺取政权，工人阶级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在进入城市之后，社会会发生一些不稳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体制一方面让大家有了选票，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官僚体制下政府能力的增强，为社会提供一种现代的治理模式。后发展国家情况与此不同，因为要追赶，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通过集中的方式来动员资源。实际在很多国家，包括德国、日本、苏联等，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强调集中。政治当然也是这样，包括德国法西斯的出现，都是这方面的表现。
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关于全球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政策得分指数（the policy score），当指数停留在5左右时，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如果达到10的话就是自治。大家可以看到该分数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走过一个低谷，但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接近5。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在发展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随着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多元，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多元，价值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价值观念变得世俗化，当然中国在这个方面相对来讲其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信宗教的人比较少。另一方面，自我表达的能力逐渐增强，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知识越来越多元，尤其在数字时代。为什么？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书被出版出来，可以说目前我们拥有有史以来最多的经济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当然也包括政治学家。在这种时代，因为信息越来越多元，即使是美国总统，掌握某一个方面的信息，可能比一个普通的人也不会多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威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威性减少了。比如西方民主治理的方式，就受到了挑战。同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官僚体制就一定那么好，所以官僚体制的权威性也受到挑战。这就是说现代治理的两大支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方式。
比如在治理方面，在国家层面，出现了各种公共治理的改革，包括网络的方式、合作的方式。在公司方面的改革是最重要的，不管是硅谷，还是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股权分给工人，过去工人干活儿，现在工人也是股东，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政治层面，很多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北欧的许多国家，总理跟普通人接触的机会非常多，街上就可以看到总理，越来越多的社会变得扁平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精英阶层就用脚投票，用移民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意愿了。现在的治理体制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可以独立自主地评断拥有权力的人；另一方面，因为公共机构所能提供满足人民期望的物品或者服务的能力，不但没有增加，实际上还有所减少。
这是全球出现的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问题是通过其他的主体来解决的，包括公司、商业机构，美国就特别强调非营利机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花很大的精力在社会创业方面。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特别讲怎么考虑中国的情况，但是我可以讲中国目前的变化。关于中国目前的变化，我们在座的都讨论了很多，实际上，中国正处在传统社会跟数字社会混合交融的阶段，中国在自主表达的方面还在改进中。
另外，我们这些年教育、科技投入增加了，每年有700多万本科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此外，我国每年还有50万左右的学生出国留学。社会变迁是前所未有的，是世界性的变迁，其产生的创造力也可能是世界性的。比如互联网，中国用互联网的人数、有智能手机的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我看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比在座的人看得多一点儿。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微信、微博以及其他方式来获取信息。即使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现在也追求到推特上面占领阵地。我们普通人不能去，但是它们要去，它们认识到现在的挑战，挑战就在于原先社会的信息传播是自上而下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息是横向流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央视在内都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变化。有一些统计的数字显现出，越来越多看正规电视节目的人不订有线电视网了。其实在美国也面临这个问题，这对电视台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怎么办？尤其是在既有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的时候。执政党在过去十年以来，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在社会政策方面、反腐方面，以及监管方面。我个人对监管机制的健全做了很多研究。实际上过去在很多方面都出现过相当大的问题，但机制逐渐得到了完善。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退休也好，养老也好，面临的挑战都非常大。
社会对各方面的诉求，包括环保方面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相对来讲，政府在各个方面的投入也需要不断增加。在过去十年，政府来钱很容易，不管是通过卖地也好，还是通过税收也好，未来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所以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包括我刚才讲的公共服务、公共能力，跟大众诉求方面的矛盾会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在治理方面进行改善。关于执政党在一些方面的改革，我们在各个分论坛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讨论，不管是党内的治理，还是其他方面的治理，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平时在海外，不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四中全会的公报都非常仔细地阅读和研究了。任何一个国家在规则方面的制定，尤其法治方面的改善，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也非常期待未来中国在制度方面的建设会取得更长足的进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对治理方面都是非常有研究的，中国在地方治理方面，尤其各个城市之间的，不管竞争也好，合作也好，必然会有一些突破，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经验。在这些方面非常值得研究和总结，同时可以在国际上有一些交流。
（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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