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包括圣塔克拉拉郡以及其与圣·蒙特尔、阿拉米达、圣塔克鲁兹等郡邻近的部分,总面积约3880平方公里,硅谷的计算机公司已经发展到大约1500家。硅谷现已成为世界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自主创新创业的最成功范例、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桥头堡。硅谷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曾引领了多次产业形态的变革和产业链的升级,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国防工业技术、60年代的半导体材料、70年代的计算机和生物技术、90年代的互联网,以及当今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创新。以周边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思科、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逐步形成企业引导的全社会自主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科技成果高度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和创新集群效应。

根据《2015硅谷指数》分析,2014年硅谷的专利注册数持续增长,占加州的比例为52.3%。硅谷和旧金山地区的风险投资额猛涨,分别占加州和全美总额的73.7%和43%,软件业吸引投资最多,清洁技术行业达到历史最高值。IPO 数量和兼并交易与上年基本持平,占全美的比例也有略微上涨。2014年硅谷的创新引擎全速发动,实现了持续的创新能力与新业态的滚动更迭,推动旧金山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

硅谷的成功绝非偶然,它的颠覆性创新模式和高效的运行体制引来全世界的竞相效仿。自经历了经济循环的大浪潮后,硅谷的创新建设步入成熟。其科技创新的特色如下。

1.产学研良好的互动机制

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孵化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特曼秉承“产学结合、务实教育”的教学方针,在1946年建立了产学研的斯坦福研究所,从企业获得经费支持,孕育了众多高科技公司,如赛门铁克、希瑞等;1951年设立“荣誉合作项目”,成立硅谷的发源地——斯坦福工业园,吸引大量高科技企业入驻,培育出惠普、苹果、雅虎、思科等公司。鼓励企业学习研究生课程,邀请企业家做讲座,鼓励学生或老师到企业中兼职充分实现科研与实践的结合。斯坦福为硅谷培育了大批创新人才,硅谷通过对新理论、新技术的研究快速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1970年成立的技术授权办公室(OTL)实现了学校科技成果转移的批量化和规范化,打通了产学研结合的瓶颈。据统计,硅谷60%到70%的企业是斯坦福教师与学生创办的。这种以大学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为生产力,促进高校与企业、市场之间紧密结合的发展模式,构筑了硅谷独特的产学研优势。

2.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创新

硅谷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市场选择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也功不可没,硅谷形成了一种“市场主导、政府服务而不干预,支持而不干涉”的运作体系和管理体制。首先,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政府购买,直接影响硅谷技术的扩散。例如,仙童半导体公司于1959年获得价值1500万美元的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的政府订单,1963年又获得为“阿波罗”飞船提供集成电路的合同。1958—1974年,政府向硅谷公司购买的科技产品达到10 亿美元。政府直接对大学进行投资,大学的研发中40%来自政府委托,斯坦福直线加速器和劳伦斯·伯克莱实验中心都是政府资助的成果。1981年美国国会将资本利得率降至20%,允许养老基金管理者投资于风险投资,推行小企业投资发展计划。其次,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创新政策为硅谷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1982年和1992年制定《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法》和《加强小企业研究与发展法》,强化硅谷科技公司与科研机构的互动合作。20世纪80年代先后制定《拜杜法案》、《联邦技术转移》、《美国发明保护法令》等硅谷产权制度,明确规定了创新者与创新成果的所有和分配关系,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成为激励硅谷创新的有效制度选择。

在硅谷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政府扮演了投资者、消费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优化法律和市场环境,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创新体系,实现了政府的职能升级。

3.科技创新中介机构和科技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硅谷拥有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包括多种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如金融资信评级公司与基金评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金融经纪公司(包括证券经纪人公司)、行业协会等,这些机构为创业企业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提供了必要的中介服务,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提高了创业成功率,推动了企业发展壮大。硅谷的技术转让服务机构由大学的技术转让办公室和技术咨询、评估、交易机构组成,主要工作是将大学的研究成果转移给合适的企业,同时把社会和产业界的需求信息反馈到学校,推动学校研究与企业的合作。硅谷生产协会积极与州政府配合为地区发展解决环境、土地使用和运输问题;西部电子产品生产商协会为产业界提供管理讨论班和其他教育活动,并鼓励中小规模公司之间的合作。

4.模块化分工合作

硅谷形成了一个中小产业的企业集群,企业之间既有市场竞争关系,又有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在1980年以前,很多公司都是一个完整、垂直分工的公司。它们用自己的芯片、操作平台、软件及其他零部件来生产产品,然后分配到自己的代理商,销售给自己的客户。如今这种垂直一体化的结构早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行的竞争合作机制。例如,英特尔公司主要生产芯片,夏普、NEC主要集中于显示器领域,各大计算机制造商则从市场购买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模块化正是实现这种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过程的有效策略。这种模式激励了众多小公司的积极性。整个IT行业在采用这种模式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www.daowen.com)

5.完善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

资本投入是创新重要的一环,硅谷高度市场化的融资体系成为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风险投资机制。美国风投机制的形成得益于1958年美国政府为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退伍军人开创自己的事业提供资本支持而通过的《小企业投资法》,它以政府作为后盾,通过贷款、担保、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各种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帮助小企业,对其创业提供融资和贷款。在硅谷建设的早期,政府经常充当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积极鼓励硅谷的创新和发展。

其后,随着硅谷的发展,风险投资逐步兴起,在斯坦福大学附近集中了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在为企业注入资金的同时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管理团队和治理结构。2012年全美风险投资有40%都集中在硅谷地区,一大批优秀企业如著名的英特尔、谷歌、苹果、甲骨文、思科等都是靠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

其次,1983年成立的硅谷金融集团——硅谷银行为初创型、成长型和成熟型的科技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是创新企业的金融助推器。具体业务领域有硅谷银行、SVB基金、SVB分析、SVB全球、SVB私人客户服务等。以硅谷银行为例,1993年以前其金融服务业务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没有太大区别。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硅谷银行董事长约翰·迪恩(John Dean)在1993年决定把目标市场定在那些新创的、发展速度较快和被其他银行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愿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上,并为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相应中长期的创业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现金管理等科技创新咨询服务。迄今为止,硅谷银行共为3万多家科技企业以及550多家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公司提供了服务支持。

再次,纳斯达克为硅谷创业公司提供了上市融资的便利条件,为风险资本增值后的退出提供了一个安全出口。1990年,纳斯达克OMX 在硅谷开设区域办事处,在过去的20年里,不断有硅谷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目前硅谷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就有203家,占加州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数的40%,占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数的7%。在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成分股中有28家总市值为954亿美元的硅谷公司。

硅谷发达、完善的创新链金融与区域科技创新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良性关系,由此也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奇迹。

6.科技人才聚集

硅谷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不仅表现在“量”上,还表现在“质”上,为硅谷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新活力。硅谷人才文化素质高、来源广泛且相对集中、人才类型多、复合型人才突出、具有创新精神、跳槽率频繁、流动性强。

美国政府从1950年开始不断修改移民法案,为吸引外国优秀人才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1965年颁布“新移民法”,法律规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只要学术、专业上有突出成就,不考虑国籍、资历、年龄和信仰,一律允许优先进入美国,并且每年留出2.9万个移民名额专门用于引进外国的高科技人才。1990年美国开始实施专门为吸纳国外人才的H-IB 签证(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计划,每年签发6.5万个,有效期为6年。硅谷地区每年虽约占H-IB总配额的43%,但仍然难以满足需求。积极吸引外国留学生是美国吸引外国人才的重要手段,1946年美国实施“富布莱特计划”,每年提供奖学金接受各国学生及学者赴美学习。

硅谷企业为了留住关键员工采用了很多方法,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发放股票期权。股份认购权使每个员工都能成为公司的主人,使每个员工都能为公司的发展竭尽全力。如果公司发展了,员工可以通过股份认购权获得经济上的实惠。如果公司倒闭,员工也没有收益。很多人就是通过股票认购权而成为富翁,一个成功的公司往往能有上百个百万富翁,这是硅谷的一种很有效的激励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