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由于转型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经济社会结构、功能的分化与变动,必然要求制度以及政府的结构、功能和作用方式、领域等随之而变化、调整,以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中出现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为此,基于经济社会转型以及运行系统的转变,必然要求制度和政府职能做相应改革与调整。一方面,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调动社会积极性,政府需要调整自身的行为边界,退出一些领域,适当下放一些权力,消除公权对市场和社会发展的抑制因素。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适当集中一些权力,强化其在市场体系建构、维护产权与契约、保障社会平稳运行等方面的职责,提升其治理能力,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健全的制度体系和公正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并非要求政府简单的退出,而是要求其“进退并行”,成为一个有为的高效政府。如果制度改革与调整不能随之到位,就可能增加制度成本。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一直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放管服”改革也被社会各界视作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先手棋、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放管服”改革也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牛鼻子”,当前,“放管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要打好“攻坚战”,也要打好“持久战”,才能以扎扎实实的改革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强大动力,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打造良好发展环境。(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