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是制度的竞争。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把世界的资源吸收过来。从投资主体来看,外资及民间投资对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反应要敏感得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上升对民间投资及非公有制企业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来看,国企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融资,而国企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显著低于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

第二,从财政补贴来看,在全球性“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全球各大经济体所实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受益者是其境内所有的企业。但是,中国只有国企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政府对创新活动的补贴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但是创新活动,包括专利,大部分来自国内的民营企业。(www.daowen.com)

第三,行政审批对竞争的影响,不仅限于正式法规,还应包括诸如领导批示一类的行政指令,其中有很多不属于公开信息,这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例如,对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是产业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要判断投资项目的审批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所有制偏向,就非常困难。但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监管环境对国企与非国企竞争的影响不太可能是中性的。上述都是所有制歧视和部委制度供给制中抑制私人经济的必然结果。这些制度性交易成本是这些年我国民间投资减少的重要原因。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上升导致外资和民间投资的下降,为了稳增长和抑制经济下行,这会增加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而国有经济投资低效、损失、错配又会加剧经济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