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使市场规模减小,影响分工的深化,影响新的产业发展。

第一,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了潜在的增长率。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不仅影响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而且还有可能使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无法进行,从而降低潜在增长率。制度性交易费用的发生往往与政府的法律法规、政府行为有关。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政府取消企业注册时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使得2014年一季度的新公司注册数比2013年同期激增了43%。因为新创办的企业多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保留利润等方式获得政府的股权投资,这样的限制在取消之前显然意味着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市场进入方面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类似的规定限制了我国新企业的产生。

第二,资源配置上的所有制歧视。在我国转型期,竞争性行业的国企资源利用率整体低于非国企。尤其是在国企占优势地位的现代服务业,非国企有潜力发挥更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上平等竞争,是以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假如国企与非国企的平等竞争被证明在中国根本就无法实现,多种所有制并存就很难长久。我国平等对待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原则与实际的所有制歧视是相互冲突的。(www.daowen.com)

第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使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弃实转虚导致经济下行。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性转为非生产性,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会改变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活动的报酬。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上升使生产性活动的利润减少,甚至亏损,而此时,搞非生产性活动更有利。社会产品没有什么增长,而非生产性活动有利可图,也会导致经济下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会促使企业在竞争中去寻利,而资源重新配置的追赶型经济则会导致寻租。一个社会再分配大,寻租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增加。政府再分配资源本意是要促进产业的发展,但分配资源的过程却演变为瓜分而不是做大经济蛋糕的行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和管制经济也会导致寻租,因为很多机会源于制度空缺,中国企业领导者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利用这些机会而不是探索新颖的创新活动上。中国商人与欧美国家的商人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商人不是做更好的捕老鼠器,而是搞到捕鼠的特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