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文献梳理中，不难发现尽管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形形色色，名目繁多，但只要运用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加以辨别，就会显露出清晰的两军对垒，基于同一的方法论，众多的经济观点既有惊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又有其自身的逻辑递进或顺延关系，若对不同方法论相应位置点的理论加以比较，则又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截然相反的观点对立。

例如，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者大多主张政府在宏观上主导经济的运行，他们强调社会的价值重于个人，擅长于组织集体行动，熟悉和偏好行政干预的办法，对社会经济的分析和评价基本上集中于分配的可接受度，即所谓的公正公平，认为政府干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可控性，减少不确定性，是实现长期繁荣的人类理想的必由之路。

反之，个人主义倾向于市场，“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或意识形态，它赋予个人比赋予团体或社会以更高的道德价值，因而它提倡让个人随心所欲地去做他们认为最有益于他们自身利益的事”，“该词表示这样的竞争市场体系，它让经济的发展方向朝着无数个人对他们自己的劳动和资源的使用作出决定方面产生非预期的结果”^[82]。这种方法论主张经济运行应当由每一个行为主体展开的自由竞争来推动，他们注重保护私有权利，强调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比政府的干预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们肯定企业家的创新，认为企业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回报，相信社会经济是在汇集、处理分散在个人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试错才达到资源配置的逐步优化，这种渐进的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风险积聚，因而是可持续的。

由于整体主义方法论缺乏真实的个人理性的假设基础，人类社会经济运行所需要的丰富信息难以被充分发现和利用，整个经济的活力会趋于消退，加上决策的高度集中，最终将酿成系统和全局性风险；而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体现了社会经济运行多样性、流动性、渐进性的特点，所以它达到的均衡是动态的、自然的、长期的。于是，人类的经济思想史由于方法论的规定而呈现出以下谱系：

整体主义→客观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工具理性、确定性→理想主义、突变、革命→集体行动→国家、政府主体→宏观控制→垄断→需求管理→分配（结果）公平（均等）→行政干预→政绩→信息流失→趋于单一→激励消散→经济周期→整体主义……

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价值理性、不确定性→经验主义、渐进、改良→个人行动→企业、消费者主体→微观活力→竞争→供给管理→生产（过程）效率（激励）→市场配置→均衡→知识发现→保持多样→风险分散→自然扩展→个人主义……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发现经济思想史发展演变的几个新特点。第一，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经济观念和政策主张，除了社会形态、经济利益的影响因素，还存在一种以经济学方法论为内涵的思想方式的作用，这种思想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和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上，其影响力和规定性甚至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和显性的经济利益。第二，从形态上看，谱系所呈现的是两条并行的推衍线，从某些局部看，其演进是直线的，两条线的相对位置点虽互有交替、穿插，但最终二者各自构成循环的圆圈，周而复始，无法汇合，也不存在形成超越性的更高层次方法论的可能。实际上，追求所谓的超越性本身就是整体主义理想性的表现。第三，谱系中不同方法论的理论特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表现为一种倾向和偏好，例如，整体主义方法论惯用行政干预，实践中却不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运用；再如，宏观控制注重需求管理，也不完全否认供给的必要性，等等。特别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方法论的相关表述和人们的理解见仁见智，谱系中的排列只是就其主导面作出的判断。

勾勒经济思想史的谱系，对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有着独特的意义。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个人主义方法论所规定的经济思想更具有效率优势和可持续性，那么为什么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点的经济思想在历史上出现得更早？而且，即使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已显示出对人类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后，整体主义方法论仍然不时回潮，甚至重新对经济思想产生主流影响？

如上所述，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经济运行，集体行动是其主要特征，在历史上，集体行动早于个人行动出现，是和人类社会处于较低生产力水平，经常面临特殊的自然环境压力相联系的。人们为什么组成集体？是为了增强抵御特殊压力的能力，从而获得单靠个人行动无法获得的安全和利益。这种历史现象也催生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组织集体行动的整体总是具有比个人行动的个体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奥尔森指出，一般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但这种论断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83]。这就是说，由具备理性的个人组成的集体，其行动通常不可能产生增进公共利益的效率。他的推导过程是这样的：由于人都是理性的，个体行动需要获得相应的激励，但在集体中，由于建立“选择性”激励成本昂贵，个人行动的成果作为公共产品被平均分配，于是集体中普通个体往往选择懈怠和“搭便车”，也就是说，在现实中，集体中个体的积极性一般和这个集体的规模成反比，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示：a＝b/c。其中b是指具有理性的个体在集体行动中付出的努力，c是指该个体所在的集体规模（人数），a是指该个体在集体行动中获得的实际报酬。如果b为1，则c越大，a就越小。在以上公式中，由于c总是大于1，所以a将必然小于1，因此，奥尔森断言：“即使在最小的集团里，集体物品的提供一般也不会达到最优水平。”^[84]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在军事行动中，每一个成员的努力既事关战役的成败，也事关个人的生死，投入战斗的军事人员实际上是把个人的最大利益和集体的最大利益视为一体，根本无暇考虑是否有别人分享自己的努力。因为有理性的个人知道，在激烈的战斗中任何有损于取得胜利的动机和行动，都将危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生存）。这时，没有c，也就没有b，因此，c＝b。再如，在遇到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时，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有效性。通常，集体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必要配合会增加个体逃生获救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往往会提高，因为增进集体行动的有效性，等于直接增加了自己获救的可能性。在这两个例子中，个体的理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在特殊条件的约束下，它对集体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在这里，个体努力直接关系到集体状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边际上重合，c＝1，而不是c＞1，由于c＝b，而b＝1，所以a＝1。由于理性的个体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一个集团做什么取决于集团中的个人做什么，而个人做什么又取决于他们采取其他行动的相对好处”^[85]，所以，这时的集体行动是有效的，而且，其总效率与集体规模成正比。可以想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类似的特殊压力经常出现，这可以解释整体主义的集体行动何以成为那些历史时期人们的共同选择。

至于第二个问题，欧克肖特的相关研究值得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出现的问题都与理性主义政治（理性主义的技术化、工具化）有关，根据他的观察，理性主义政治首先是一种功利政治，它把理性作为纯粹的工具加以使用，其唯一的目的是成功，因此，德国纳粹运动不是对理性主义政治的反动，而是一种实践。其次，它是一种完美的和“一式”的政治，它相信自己制定的计划是最好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它预言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设计、监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而保证人类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完美的境地，于是，它也就给予了种种政治和社会的乌托邦以巨大支持，使人类固有的追求完美的理想得以付诸实践。最后，它是意识形态的和“书本”的政治，由于抛弃传统，忽视经验，否定教育，政治变成了可以按图索骥、如法炮制的技术过程，“工程”“建设”“操作”等成为最常见的政治词汇。它断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被复制，如果复制失败，就只能由一个更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化的计划来替代，这是欧洲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显然，这种政治理性主义和经济学上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是密切相连的，正如欧克肖特所说：“在近代世界，集体主义有几个同义词：它意味着一个管理社会，它的其他称号是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和中央计划。但我们将继续称它为集体主义，这是它最少感情色彩的名字……简单地说，集体主义与自由是真正对立的选择——如果我们选了一个，就不能有另一个。”^[86]

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发达为政治理性主义提供了幻觉和支撑，那么，人性的固有弱点则是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论复兴的另一个原因。哈耶克在批判乌托邦思潮的危害性时指出：“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87]，但这种表面上符合“经济人”本性的选择往往使人们丧失某些美德，如“独立和自力更生，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88]。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采取的政策，还助长个人在私人经营决策中出现急功近利的偏向。纳税政策、信用市场的规章和社会保险项目，只能刺激眼前的消费，但却减少了私人为将来所作的准备……当然，政府政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公众出于其他原因而产生的与日俱增的急切心情。对各种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政府不可能一一加以鉴别。但是，对于鼓励和激起目光短浅行为这一点，政府显然负有实质性的责任。”^[89]于是，历史的发展就呈现出了如下的曲折性，由个人主义方法论所激发和推进的人类文明发展，却导致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回潮。

罗斯巴德曾把美国大萧条归咎于政府对货币政策的不当运用，使正常的经济波动演变成大危机。但在整体主义方法论者看来，政府干预是对市场失灵的必要矫正，这样，由政府干预造成的弊端反而变成政府进一步干预的理由。而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分析，近现代大多数导致整体主义方法论复出的特殊压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问题在于，由于经济发展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各种个人无法抗衡的风险仍然可能发生，所以整体主义方法论还不是人类可以永久弃之不用的工具。因此，本文揭示的经济思想史谱系实际上预示了经济发展的当下任务和未来难题：一方面，如何在常态的条件下，实现由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思想惯性向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转型？另一方面，如何在遇到巨大的不确定风险，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候，启动由个人主义方法论向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应用，并防止这种应用形成一种后续的路径依赖？

（原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注释】

[1][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转引自[美]C.B.麦克弗森：《个人主义》，载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刘建忠等译，崔书香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3页。

[3][美]穆瑞·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吕炳斌等译，梁捷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4][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5][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6][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1980），石士钧译，马清槐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4页。

[7][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8—210页。

[8]转引自[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1980），石士钧译，马清槐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4页。

[9][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经济学研论》（上册），夏道平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6年编印，第48页。

[10][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朱泱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3页。

[12][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1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14][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1980），石士钧译，马清槐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5页。

[15]同上书，第56页。

[16]“我渐渐地，也是极不情愿地认识到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我们都错了。”转引自《悼念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1927—2011）》，人人网，2011年12月7日。

[17][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文集》下卷，谢晓迎等译，改革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18][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文集》下卷，谢晓迎等译，改革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19]同上书，第321页。

[20]同上书，第327页。

[21]同上书，第329页。

[22]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这样概括奥地利学派的中心思想：“（1）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要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它主张可以通过回到个人行为的层面来解释经济现象）；（2）方法论的主观主义（认识到只能通过参照当事人的知识、信念、感知和期望才能理解其个人行为）”，其他还有边际主义、效用、机会成本、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等等。[美]伊斯雷尔·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冯兴元等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23][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24][奥]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34页。

[25][奥]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26][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左大培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27]同上书，第40页。

[28][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29][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30][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8页。

[31][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191页。

[32][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33][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同上书，第17页。

[35]同上书，第31页。

[36][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胡代光等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8页。

[37][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等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38]同上书，第29页。(www.daowen.com)

[39][美]詹姆斯·布坎南：《经济政策的宪法》，载《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下，罗汉主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3页。

[40]同上书，第709页。

[41][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42]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9页。

[43]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页。

[44]《列子·杨朱篇》。

[45]《左传·昭公十年》。

[46]《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47]《论语·里仁》。

[48]《商君书·算地》。

[49]《商君书·君臣》。

[50]《商君书·赏刑》。

[51]《管子·禁藏》。

[52]《荀子·性恶篇》。

[53]《荀子·荣辱篇》。

[54]参见《韩非子·备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55]《管子·侈靡》。

[56]《史记·货殖列传》。

[57]《老子》第17章。

[58]《慎子·因循篇》。

[59]《史记·货殖列传》。

[60]《大学衍义补》卷二十《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

[61]《商君书·说民》。

[62]《管子·侈靡》。

[63]《管子·国蓄》。

[64]《盐铁论·本议》。

[65]《管子·国蓄》。

[66]《管子·国蓄》。

[67]《管子·山国轨》。

[68]《管子·乘马数》。

[69]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页。

[70]《温国文正司公文集》卷七二《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

[71]《宋会要·食货之二2》。

[72]苏轼：《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页。

[73]苏轼：《苏轼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76页。

[74]苏轼：《苏轼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6页。

[7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76]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页。

[77]同上书，第28页。

[78]陈光甫：《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8年，第133—134页。

[79]简贯三：《工业化与社会建设》，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89页。

[80]同上书，第92—93页。

[81]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3页。

[82][美]C.B.麦克弗森：《个人主义》，载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刘建忠等译，崔书香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3页。

[8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84]同上书，第29页。

[8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86][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87][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88]同上书，第204页。

[89][美]马丁·费尔德斯坦编：《转变中的美国经济》上册，彭家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