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在公式a＝b/c中，起关键作用的变量是c。要达到个人行动在集体中获得最优水平的报酬，即a＝1，c必须不大于1。然而，这在一个研究集体的模型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集体的人数总是多于单个人。从另一个角度看，c＝1，就是个体行动了。

如前所述，奥尔森注意到“选择性”的激励可以驱使个人在集团中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结合公式a＝b/c，“选择性”的激励被认为具有拉近c和b之间差距的作用。c和b之间的差距越小，a越接近于1。但提供“选择性”的激励是有成本的，而且存在着集团组织越大，提供“选择性”激励的成本越高的情况，在有些经济部门（如分散作业和生产周期较长的农业生产），集体提供“选择性”的激励甚至非常困难。

那么，是否存在另外的改变c的因素呢？

在常态条件下分析计划体制的缺陷，这是大多数研究文献共有的特点。但历史上的许多案例表明，计划体制的产生和有效往往有着特殊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的情况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需要考察的是，在特殊的压力（约束条件）下，c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常态条件下，理性的个体之所以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是因为a小于1，即个体行动在集体中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a＝b）。由于c＞1，就必然导致a＜1。而这里的c＞1，在具有理性的个人看来，意味着自己的努力（b）被别人（c中超过1的部分）分享。但在特殊的压力下，集体中的个体将认为自己的努力会获得应有的报酬，即不再担心别人将分享自己的付出。这时，就出现了c＝1的情况。

例如，在军事行动中，每一个成员的努力既事关战役的成败，又事关个人的生死。尽管存在个别临阵逃离的懦夫，投入战斗的军事人员实际上是把个人的最大利益和集体的最大利益视为一体的，根本无暇考虑是否有别人分享自己的努力。因为有理性的个人知道，在激烈的战斗中任何有损于取得胜利的动机和行动，都将危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生存）。这时，没有c，也就没有b，因此，c＝b。(www.daowen.com)

再如，在遇到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时，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有效性。通常，集体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必要配合会增加个体逃生获救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往往会提高，因为增进集体行动的有效性，等于直接增加了自己生存获救的可能性。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个体的理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在特殊条件的约束下，它对集体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在这里，个体努力直接关系到集体状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边际上重合，c＝1，而不是c＞1，由于c＝b，而b＝1，所以a＝1。由于理性的个体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一个集团做什么取决于集团中的个人做什么，而个人做什么又取决于他们采取其他行动的相对好处”^[19]，所以，这时的集体行动是有效的，而且，其总效率与集体规模成正比。

虽然有些计划体制所面临的特殊压力不至于像以上两例那样极端——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但其严重程度仍足以深刻影响个体成员的生存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体制尚未形成，但政府采取的经济举措已经具有集体行动的性质。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社会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首先，受动乱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冲击和掠夺性经济制度的压榨，全国各行业的生产长期萎缩，一蹶不振；其次，交通运输业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第三，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的最后几年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给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到1948年8月，票面额100万元、500万元的法币大钞纷纷出笼，发行总额达6 636 946亿元，为1937年6月的47万倍以上，上海物价上涨到抗战前的近500万倍^[20]。8月19日，统治者在“币制改革”的旗号下发行金圆券，到次年6月共发行1 303 046亿元。1949年5月上海批发物价比1937年1—6月上涨了63 060亿倍。“有人估计，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给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如按当时物价水平折成银元计算，达150亿银元以上。”^[21]紊乱的金融秩序加上敌对势力的故意捣乱，造成物价急剧波动，例如，“从上海解放到1949年6月9日的短短13天中，上海的金、银和商品价格直线上升，物价总指数上涨2.7倍以上，其中黄金上涨2.1倍，银元上涨2倍，米上涨2.2倍，纱上涨1.5倍”^[22]。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实施了四项举措：抛售物资；控制支出；加强市场管理；大米配售。最终使投机势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搞乱经济的图谋宣告破产。这一集体行动的有效性除了依赖必要的行政强制，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之所以配合政府的举措，是由于意识到这种果断的治理对自己有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是在特殊压力下取得成效的^[23]：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亟须改变，建立现代工业化体系迫在眉睫。所有这些，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投入国家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数劳动者真诚地认为，只有国家的迅速强大，才有个人生活的切实改善。如火如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于是，计划体制自然就有效了。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16版）中认为：“苏联模式已经证明，指令经济有能力调动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在巨大的人类牺牲和政治压制的气氛之下完成的。”^[24]确实，强制是集体行动有效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奥尔森也已经注意到了。问题在于，如果强制一直存在，而集体行动的效率却发生变化，那就要从其他的方面寻找原因了。本文的研究表明，导致集体行动的效率差异，常态条件和特殊压力是关键的因素。